戴季陶的话其实错了一半。国民党这个大团体自从吸纳了共产党这个小团体后，其实受益巨大。蒋介石发家的本钱--黄浦军校的“党军”，就是按照苏俄红军的模式、由中共党员周恩来等人协助创建的。北京、四川等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建立和扩张，李大钊、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功不可没。共产党维系两党合作的一片苦心天地可鉴。陈独秀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前夕，还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辟谣”；在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前夕，又主动公布武汉政府内吴玉章等秘密党员的身份，以示开诚布公。
倒是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元老和新秀蒋介石、桂系常常显得十分狭隘。由共产党人发起的上海第3次武装起义到关键时刻，已到郊区龙华的白崇禧竟然按兵不动。他手下一位叫做薛岳的师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援助工农是孙中山总理的方针，革命军不能坐视工人流血而不援！”薛岳自行派兵，帮助起义赢得胜利。
同时，共产党也的确是毫不含糊地“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它自己的组织”，党员人数从“三大”决定加入国民党时的420人，发展到1927年“五大”时的5.7万人，4年时间增加136倍！俄国顾问尼罗夫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承认：“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公然攫据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共产党中国同志之招揽权势，乃是一种习气，如中国之官吏将领既居要职，莫不援引同党暨其好友。”在这里尼罗夫指的是共产党人谭平山，他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大举任用新近从外省乃至国外来广州的年轻共产党员，委以实权，而对一些老国民党员只安排虚职。
早在北伐开始前，俄国首席军事顾问鲍罗廷就在广州预言：“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了。”后来的事态表明，鲍罗廷还是太乐观了点，北伐军刚打到长江流域，国共不仅分家，而且发生了惨痛的火拼。
蔡和森“阶级战争” 吴稚晖“非常处置”
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虽然承认以国民党为旗帜的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只把它视为一个“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依然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在党刊《向导》上泼冷水说，工农力量还没有准备好，此时北伐只能造成军人政客权位的扩张。已在前线的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挖苦道：“其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
尤其是在蒋介石“清党”后，共产党人更把北伐视为新军阀对老军阀的讨伐。武汉政府曾经举棋不定的是：是继续北伐、消灭奉系、解除对倾向国民党的冯玉祥“国民军”的压力，还是先派唐生智东征蒋介石、统一国民党政权？对此两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都嗤之以鼻，他在党内秘密会议上说得很坦率：“现在我有个奇怪的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蔡和森主张既不要北伐，也不要东征，就在刚刚解放的湖南、湖北组织工农闹革命。
以后的事态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城里乱了，工人罢工，市民接管洋行资产，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更是把几千年来的乡村秩序翻了个底朝天。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在中国历史上，土地的过度兼并导致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成为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首要因素。本世纪以来，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以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农村更趋萧条。中共“五大”估计，当时有66%的土地属于少数大地主，只有34%的土地属于广大农民，农民收入的一半要给地主交租。国民党和北伐军中地主豪绅子弟众多，难以指望他们自觉自愿地实施土地改革，因此共产党发动农民自下而上地冲击一番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北伐尚未完结、张作霖的奉系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立即在解放区掀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而奉系盘踞的北方工农运动偃旗息鼓，则首先便宜了敌人而影响己方的社会稳定和军事供给，尤其是招致国民党和北伐军内部的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