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湘被一个勤务兵营救脱险，藏匿在未婚妻的外婆家，第2天便要与未婚妻慧英一道搭船逃出武汉，亡命天涯：
一大早，外婆做好早饭同桌吃着，她脸上滚着泪珠，反复地念道：“英呀！你们这一去不知能不能再见面吆，你千万记着多写信来，让你外婆放心。湘姑爷，你要好好保重呀！好好看待我这个独孙女呀！”
国共两党见证了多少这样的生离死别，多少年迈的外婆熬干了泪、哭瞎了眼。
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本有一个典型的“国共合作”的家庭。父亲早逝，3个哥哥都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尤其是历任蒋介石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国民党航空署署长的大哥徐培根，对这个小弟呵护有加，准备送他出国留学。殷夫却在上海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两次被捕后都被大哥保释出来。为革命所激动的殷夫终于逃出家门，在“四·一二”屠杀两周年纪念日慨然写下著名的诗篇《别了，哥哥》：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一曲与曹植的七步诗遥相呼应的现代哀歌，几千年“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在这里嘎然崩裂。
国共反目，标志着中国多党政治的惨败。以大选为基础、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在本世纪初引进后，在中国深厚的专制土壤上生长出一些诡异的枝叶，却始终不见果实。中国的政治家向来擅长在街头动拳脚、在战场上动刀枪，就是不习惯于在会议桌上动口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首次大选中，老国民党胜出，宋教任准备组建责任内阁，却被袁世凯指使凶手暗杀。这一次，掌握政权、军权的国民党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甚至没有召集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宣布取缔共产党这个党中党、参政党，并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人。经过对民主政体一次次的满怀希望、一次次的欲哭无泪，大多数中国人转而把它视为不合国情的玩艺。政党只能有一个，即使有所谓在野党的名目也只能做摆设，不允许从事实质性的政治斗争。过去皇帝是“朕即天下”，现在蒋介石则口口声声“党国”。
从血泊中爬起来的共产党幸存者举起了大刀、长矛和梭镖，开始对国民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主导了20世纪的多数年头。蒋介石喜欢“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则断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共产党从反面得到教训，谁要是再想搞西风式的多党政治，那他不是糊涂就是居心叵测。邓演达的“第三党”，抗战胜利后民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第三条道路”，都曾受到国共两党的两面夹击。1927年后，邓演达曾找到共产党提出合作反蒋，吃了闭门羹。中共把中间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和“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政治运作的舞台越来越狭窄，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别无选择。为实现某种政治理念竟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红军长征途中损失10万人；红军转移后的苏区1/5人口被害，达70万人；解放战争中“歼灭”800万蒋匪军；解放后的“肃反运动”主张“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处死国民党残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数以百万计……
现代中国政治的诸多坎坷和腥膻，在1927年之后已是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