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0岁以下的读者，对蒋介石侍从室的有关情况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不知这个“侍从室”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语汇中，“侍从”二字也几乎听不到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以解放后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侍从”二字委实有着太浓的封建意味，因而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是决不会出现“侍从室”之类的单位的，而以办公厅、办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难怪当时飞扬跋扈、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大拍马屁了。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说穿了，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曾把蒋介石称之为“独夫民贼”，这是很有道理的。独夫者，独裁者是也。独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没有多少“透明度”。正因为如此，有关其侍从室的一切，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深不可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到今天有关它的内幕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近年来，笔者曾对蒋介石侍从室的资料有所搜集。在对段伯宇、段仲宇两位老前辈的采访中，更是反复打听，寻根究底，以求了解其内幕。
“侍从”二字，旧指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那个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就当上了蒋总司令的侍从室少将参谋。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军事委员会亦即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介石就以“蒋委员长”的头衔而主宰中国。直到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总统”，“委员长”的头衔一直挂了16年。至于“蒋主席”这个头衔，是因他从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当了3年多国民政府主席，以及林森死后从1943年8月至1948年4月又当了近5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从室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
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于1932年6月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行营编制内设置了一个侍从室。调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也是个久历戎行的高级军官，当过唐生智的第八军参谋长、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当上侍从室主任后，在蒋介石身边参赞军机，深受信用，权倾一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15年以后他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反，毅然转向人民，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和武汉三镇的解放尽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后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经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难怪他就任之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
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