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为了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彻底瓦解敌人的士气，我军在党的指导下，在党、军高度一体化和高度融合的舆论作战中，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舆论战策略，最终使蒋介石反动集团陷入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境地。“似水银之泻地，无穴而不入”成为我党我军策略思想指导下舆论战最生动的写照。
一、因利制权，不断地扩大舆论影响
1.针锋相对，以革命舆论两手压制反革命舆论两手。抗战胜利后，经过战火洗礼八年之久的全国人民迫切地渴望和平，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谁真正代表人民、反映人民的心声，谁就能赢得战争主动。
为此，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即假和平真备战。相应的反革命舆论则积极策应这两手策略。一方面，宣扬和平解决国事的主张。蒋介石三次公开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企图以此争取舆论和政治主动。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部“发动宣传攻势”，在中外舆论中制造我党拒绝谈判的假象，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我党头上。另一方面，国民党在军事上对我解放区发起了进攻，为了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宣传机关制造种种污蔑和谣言，说国民党之所以要举行进攻，是因为解放区军民“放了第一枪”。
当时的形势对我党极为不利，广大国统区民众由于受到国民党长期反面舆论宣传的影响，对我党存在诸多误解。为此，我党我军针锋相对，以革命舆论两手压制反革命舆论两手。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仍然存在大量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毅然赴重庆谈判，打乱了敌人的舆论布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发表了主张和平书面谈话，这一消息震惊了全国和全世界，国内外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抵渝的盛况，称颂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胆略，赞扬我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山城人民奔走相告，国内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均作了宣传报道。《新华日报》采用编发群众来信的形式，扩大我党影响。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曲折的刊发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广大国统区的民众聆听到了中共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这一呼声与人民的心声遥相互应，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舆论的围攻。另一方面，针对敌人的虚假宣传，新华社发表了综合报道，概述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进攻解放区部队的番号、原驻地、现在所在地，及其进攻我军之事略。同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军事秘电公告天下，新华社还配发了《停止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等一系列社论。社论指出：“各解放区军队节节退让，国民党军队却步步进逼，深入解放区腹地。谁放第一枪？谁在发动内战？难道还不明白吗？”敌人发动内战的企图在事实面前昭然若揭。
2.利用条件，以合法斗争扩大舆论阵地。舆论阵地是制造舆论的平台，只有扩大舆论阵地，才能更好的引导、利用和控制舆论。在这一方面，我党我军根据情况的变化，面对国民党集团大肆抢夺新闻阵地和封锁迫害我方传媒机构的形势，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创造性地扩大了舆论阵地。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周思来从重庆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去上海等地办报。毛泽东、周恩来在电报中说：“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上报，必须尽速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同时中央还电告中共广东区党委：迅速派人去广州、香港开辟宣传阵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区的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历史条件，迅速地在当地创办我党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扩展到国统区。在上海，我党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通过多种渠道主办或参加报社、杂志社和通讯社的工作。我党上海地下组织创办了《新生活报》，在国民党势力返回上海之前就率先占据了上海报坛一席之地。在此前后，北平、上海等地的进步学生报刊成了我党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的一支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学生导报》、《学生报》、《燕京新闻》等。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创办了一些以学生名义出版的报刊，如党的“学委”出版的《新生代》、圣约翰大学党组织出版的《约翰呼声》等。我党还将新闻阵地转移到香港，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一起，展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舆论斗争。《正报》、《华商报》利用香港报纸言论基本不受检查的有利条件，向国统区及海外如实报道国内外形势，正确阐释我党我军的方针和政策。
二、借薪助火，舆论攻势于无形中瓦解敌军
1.利用战俘对敌宣传。抗战胜利后，不仅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此外，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侮辱人格的腐败现象，更普遍引起了官兵之间的严重对立。这些情况表明，在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过程中，我军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舆论攻势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是完全可能的。对此，我党我军实行了“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公开的舆论宣传和舆论攻势。尤其利用了战俘对敌进行舆论攻心。一是喊话。用投诚人员向敌军喊话更能“现身说法”感动敌人。战俘一方面熟知敌人内部情况，能够有的放矢甚至指名道姓地进行喊话，一方面可以用他身受我方优待的实际，生动而具体的告诉敌人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较容易消除或减少敌之顾虑，促其及早缴械投降。二是劝降。有组织的派遣敌投降人员或战俘，携带我部队首长或高级战俘的劝降信件，进入敌阵地，送给敌军主官，劝他投降缴械。
2.秘密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分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开展工作，“以便将来更有力的进行民主运动。”并强调指出：“为着使这一工作有效而迅速的开展，除应抽出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主持这个部门工作外，并应选调一批与国民党各系军队有某种关系和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干部，加以适当训练，分配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中工作，在这些军事组织之中，长期埋伏，交接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的谨慎的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响应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打入敌军内部。如何基沣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按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淮海战役前夕，何、张两人利用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开展多层次的动员、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中、下层军官。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三天，张、何率部在其防线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三、灵活机动，调动一切手段激发我方官兵士气
1.运用舆论的会议形态和文艺形态激发士气。舆论的会议形态和文艺形态是煽动仇恨的重要手段。会议形态借会议的形式显示会议主体早已形成的态度倾向，表现为情感洪流的宣泄和政治意见的宣示，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影响，是显示舆论、造成舆论的手段。在新式整军运动中，部队普遍召开了诉苦大会，通过舆论的会议形态来控诉敌人的罪恶、凶残与暴虐，引发官兵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诉苦大会上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官兵、群众以及俘虏兵，他们把自己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所受的苦难尽情吐露出来，把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仇恨形成强大的舆论洪流喷泻出来，最后得出”总苦根是老蒋“，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翻身的舆论呼声。诉苦大会激起反蒋复仇的大火，迅速转化为战天斗地的战斗热情和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
文艺型舆论能够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激发社会的忧患，显示出强烈的情绪型舆论。运用文艺手段刺激舆论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音乐作品、戏剧和影视文学作品等等。音乐，把一致意见通过旋律和歌词体现出来。成千上万人高唱一支战歌，显示出某种斗争决心。在战争时期，音乐经常成为表达人民心声的有利手段，发挥组织人民思想的作用。戏剧文学，一旦搬上舞台和银幕，就会强烈地对舆论产生刺激。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战场上的剧社有“战斗剧社”、“红星剧社”、“先锋剧社”等等，他们编排演出了许多剧目，如《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白毛女》和《英雄刘四虎》等等。各部队还采取了文娱鼓动的其他方式，如快板、广播、讲故事、说笑话、唱歌、兵演兵、讨论会、行军识字牌等，这些既活跃了部队，又鼓舞了士气。
2.运用新闻媒体，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如何消除己方官兵的悲观情绪，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是舆论战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新华社发表了诸多社论，深刻分析了不同战略转折期的形势变化，使官兵和民众认识到我军的胜利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全面内战爆发以后，1946年8月19日，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评蒋介石军事上五大弱点》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蒋介石除了一切政治经济困难外，单从军事上就有战略意图与兵力的矛盾、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等无法克服的弱点，使他所进行的内战终必惨遭失败。当我军还处在战略守势的艰难时期，《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对战局的变化做出如下分析：“蒋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重大转变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这是全程中最紧张的一段。”“翻过山顶，夺取胜利”成为当时鼓舞全军的一个普遍的、深入人心的动员口号。1947年5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全力准备大反攻》社论。社论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社论强调，“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发生某些曲折的可能性，来准备全面的反攻。我们的最后胜利是肯定的。”通过社论分析，帮助官兵克服了畏惧强敌又急于求胜的思想，确立了必胜的信心。
时代在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要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提高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借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进行舆论战的经验，是非常有益和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