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莉泽·迈特纳（LiseMeitner），欧内斯特·卢瑟福就忍不住惊呼：“我还以为你是个男的！”
正在柏林访问的这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没料到迈特纳竟是个年轻女子。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对迈特纳发表的文章印象深刻，但他们都以为她是个男的。
1908年，30岁的物理学博士迈特纳来到柏林时，柏林的人们正激烈讨论女孩能否上大学的问题。这个维也纳大学的毕业生，仰慕物理学家马科斯·普朗克，希望能在他手下工作。但普朗克不赞成女性参与科学活动，这一点众所周知。
幸运的是，迈特纳的才华，打动了这位保守人士。普朗克同意她到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但没有薪水。
这对迈特纳来说已经足够。眼下她还不为生计发愁。她父亲是维也纳最早的犹太律师之一，时常会给迈特纳一些补助。
只是最初几年，迈特纳只能与奥托·哈恩一起，在一个狭小的地下实验室里工作。由于普朗克不愿意在办公室里看到女性的身影，迈特纳在工作时不能进入主楼，上厕所需要跑到附近的餐馆。
更令她尴尬的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拒绝接受署有迈特纳名字的关于放射性研究的文章。这名编辑当着迈特纳的面宣称，“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发表由一名妇女撰写的文章。”
偏见并没有将这个女人埋没。1912年，迈特纳的父亲去世，她失去生活来源。普朗克决定让她担任自己的实验助手。虽然薪水极低，但能够作为普朗克的第一个女助手，并且得到业内同行的首肯，迈特纳已非常知足。
5年后，便没人再敢轻视这个才华出众的女子。她成为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部的负责人，哈恩则是化学部的负责人。他们合作发现了新元素“镤”。尽管迈特纳做了大部分工作，在发表文章时，她还是把哈恩署名为第一作者。
不过，在校园里，这个第二作者似乎更受瞩目。1922年，迈特纳成为第一位在柏林大学授课的女性，首次授课就引来记者蜂拥而至。从1924年到1930年代中期，她和哈恩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未能获奖，随着纳粹上台，迈特纳还失去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那时她指导的研究生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核科学奠基人的王淦昌。由于保留着奥地利国籍，她的研究工作暂时没受到太大干扰。
1938年，德国占领奥地利后，这个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的60岁老人被迫流亡到瑞典。
这时，哈恩和新任助手弗里茨·斯特拉斯曼进行了一次关键性实验，并有了新发现。虽然无法对发现进行解释，但两人还是发表了论文，并没有署实验方案设计者迈特纳的名字。在当时给迈特纳的信里，哈恩则希望对方就这些发现“也许能够提出某种有趣的解释”。
收到哈恩的信后，迈特纳和侄子、物理学家弗里希对实验发现的现象进行了正确解释，并称这种现象为“核裂变”，还计算出了裂变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当物理学家玻尔得知实验结果和解释后，敲着自己的脑袋感叹，“哦，我们大家多么愚蠢？哦，这真是神奇！但正应该如此啊！”
“核裂变”实验的发现，令哈恩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因为担心承认和犹太人合作会危及自己的工作甚至是生命，哈恩在获奖前后一段时间，否认曾与迈特纳合作。迈特纳对此给予了理解，毕竟两人共事长达30多年，是彼此信赖的朋友。
然而，纳粹下台后，哈恩继续否认迈特纳的贡献，一再声称迈特纳只是自己的实验助手。
他的助手斯特拉斯曼则认为“莉泽·迈特纳一直是研究小组的灵魂”。玻尔也正式写信给《自然》杂志，认为“这个成就应归功于迈特纳和弗里希。”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哈恩的坚持。他对迈特纳工作的否定，也让迈特纳难以接受。两个在共事头15年里一直用“您”来称呼对方的朋友，最终断绝了任何联系。
备感失望的迈特纳，二战后到达美国，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一度有传闻说，是她把德国的铀秘密带到国外交给了同盟国，她甚至被美化成间谍英雄，被誉为“原子弹之母”，并获评“1946年年度女性人物”。
这令她有些不安：“如此特殊地颂扬我，倒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骗子。”
“她总是谦逊好学，承认自己对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知之甚少。”弗里希这样评价她。等到迈特纳去世后，弗里希只在她的墓碑上刻了一句话——“一个从未失去人性的物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