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一系列秘密接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穿针引线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做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张冲终于实现了在香港会面。
尔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即是一个鲜明的“讯号”。
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
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第一夫人”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之后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在此紧迫形势下，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宋子文等以及张、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到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此情况下，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