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打算来准备策应解放军登陆。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10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掌握了其“上线”李汾，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务赶到此往所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将幸存者和特务头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便能清楚显现出当年地下组织遭破坏的详细过程。
违背秘密工作原则和领导者腐化是致祸之源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又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