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6年，正是农历丙子鼠年，“鼠打头，好起步”，人们期望在度过连年大旱的“猪狗末节年”之后，于今迈步从头越，无论于国于家，年年大吉大顺。
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是最讲究这些说法的。尽管他也知道，这些说法并没什么根据，从古至今考下来，有的也碰巧应验几件，但大多则不灵。然而他还是抱着一个信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正在他祈祷这“鼠打头”之年大吉大顺的时候，然而偏不凑巧。1883年诞生在五台山之麓、滹沱河之滨河边村的阎锡山，当年恰好是五十四岁。按乡间流传下来，五十四岁是“逢九”，逢九年是最不吉利的。阎锡山少时看《三国》，别的什么都没有记住，惟是对周瑜、诸葛亮去世时的年龄记得很死，因为周瑜三十六岁、诸葛亮五十四岁，都恰好是“逢九”，难怪他们谁也没有躲过这个不吉利之年。
据说，“九”为阳数之极，是奇数中最大的数。凡遇到了九，或预示着已经走到了尽头，必定要与灾星碰撞，届时就将大难临头；或象征着至高至大，可能会是大福大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过，按乡间老百姓的说法，人生的“逢九”之年，往往凶多吉少。正像俗话所说：“小人享不得大福。”那种“大福大贵”，毕竟不是谁都享受得了。特别是五十四岁这个“逢九”，简直是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关口”。
然而对他阎某人来说，在五十四岁之前的一个又一个“逢九”，不免也有过一些磕磕碰碰，但大体上还是如他所愿地走过来了。
1891年，是他步入人生之后的第一个“逢九”，他随父阎书堂在五台县城学商，用心揣摩惟利是图、投机钻营的经商之道，为他日后把经商之道用于政治，可算是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1900年他十八岁“逢九”，被举为村中“纠首”（村长）。适值庚子之乱，清军路经五台县河边村，滋扰民舍，他纠集壮丁，持刀矛、土枪、农具以自卫，使村民未受扰害，村人以“勇夫”称之。并以他诞生那年，马克思殁，孙中山先生一十八岁，正当世运嬗变之机，将来必定也是咱村、咱县、咱省的一个“人物”。
之后，他在山西武备学堂住过三年，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一住便是五年。在异国他乡，他结识了五台乡亲、日后的“股肱之臣”赵戴文，并引荐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组织了“铁血丈夫团”，由此便捞到了日后在军、政两界攫取权力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