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核心、最关键的是坚持信仰
记者：少奇同志在党员干部学习方面着重提出了党员修养的问题，他当时主要针对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刘源：父亲强调修养，主要是告诉党内的同志怎么自我要求、自我修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这个方面，毛主席也说过很多，如要整顿党的作风等。但是从个人的品行方面来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最系统的，也是比较早的。
父亲提出修养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共产党到了延安，面临新的任务和国共重新合作的新形势。要说表现共产党能够接受新事物、为了民族大义能够忍辱负重最明显的，莫过于抛弃恩怨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把共产党杀得是血流成河。红军长征后，苏区一个县就被杀了成千上万人。一时间，要求为了民族大义，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徽，抛弃一切历史恩怨，不计前嫌，需要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
另外，当时大批的爱国青年学生不甘当亡国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奔赴延安等共产党的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很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生出身的新党员大量增加，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变得复杂起来。怎样使知识青年尊重广大群众，怎样使贫苦百姓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并打成一片，结合起来，这也是当时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大问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跨越了国界，在国外产生了影响。古巴的卡斯特罗就要求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成西班牙文，他从六十年代就开始用了。据说现在印度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党员也是人手一本。
记者：今天，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实践变化特别大，社会发展特别快。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共产党员的修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养问题？
刘源：在新的历史大转变时，党和党员应该怎么转变，新的血液进来后怎么培养，新党员应该怎样严格要求自己，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随着大量优秀分子不断加入共产党，告诉他们怎么修炼自己，怎么认识党、认识党的事业，怎么坚定信仰，越来越重要。可能越在我们改革开放之中，越在我们蓬勃发展之时，我们的党员就越需要有修养。
过去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都能解决好呢？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一条心的。再大的问题，只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一致的，绝对都能解决。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贫富差距问题、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医保问题、劳保社保问题，但我相信只要共产党下定决心，站稳立场，得到群众支持，就能解决。不是连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和记者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效率和魄力也赞叹和羡慕不已，提出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吗？
共产党没有什么外力可以打倒，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以后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党自身的问题才是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坚持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坚持信仰尤其重要。如果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连自己的信仰都没有，或者说一套做一套，那怎么领导群众？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信仰都不纯，那说得不好听，你不是骗人吗？
党员干部的修养，光靠学习也不行，还得有正确的党内斗争。用搞运动的办法搞教育、搞整顿、搞斗争不行，我们吃过很多亏。但是广泛教育、互相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丢了，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吃了大亏，就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掉。党内的批评教育是我们共产党可贵的东西，发现问题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批评的就要批评。要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讨论，包括允许争论，不要搞庸俗的团结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