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
8月10日，小组会议开始追问7月23日晚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罗瑞卿带着李锐来参加会议。他们原本是来对证黄克诚与高岗之间关系的，但黄克诚误会了罗瑞卿的本意，以为是那天晚上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公开了，于是就如实把23日晚的经过说了。
在黄克诚看来，一方面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二来觉得事情拖得越久会越严重；三是觉得这样的议论本身也没有不良用心，说出来也无大碍。自己应该按照共产党人说实话的原则，早点把话说出来以消除误会，也显示自己的坦荡。但黄克诚没有想到自己的实话，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
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即哗然。我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我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错误，于是就说：可能李锐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对于“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暴露，后果可想而知。
自述中继续写道：“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高压之下违心“认罪”
“斯大林晚年”问题暴露之后，毛泽东已经确认黄克诚等人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为了让黄克诚等人坦诚“认罪”，中央再次安排人来劝说黄克诚。在大家的劝说下，黄克诚从顾全大局的角度出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8月14日，大会由黄克诚作检查。他说道：“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的观点与彭德怀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发言，表面上看，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动摇，实际上是在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进攻。”
黄克诚检讨了自己一贯右倾的思想根源：“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还检讨了自己同彭德怀的关系：“我对彭德怀同志的私人感情代替了对党的感情和组织原则。”
对于这样的认罪，黄克诚是感觉到后悔的。回忆录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遭到错误处理在黄克诚等人“认罪”之后，剩下的就是开全会作结论了，庐山会议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结束了。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决定，宣布了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处理。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里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另一个是有关组织处理的决定，即《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宣称：“黄克诚同志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同谋者之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重大错误。过去他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长期对党隐瞒了若干重要的有关事实。鉴于黄克诚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且责成他继续检讨，向党作彻底交代。”这个决定在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表公报时才公布。
这样，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讲真话，黄克诚不但失去近20年为党工作的机会，而且屡遭批斗，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