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成就
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1958年2月开始，他不再兼任外长，但仍然主管外交工作。他在26年总理生涯中，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而杰出的贡献，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头号外交家”。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坚持独立自主。将这一方针具体化的是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头几个月，周恩来继毛泽东之后到莫斯科，主持同苏联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雅尔塔会议损害中国权益的协定，否定了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性质的条约。它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平等地与世界大国打交道，解决外交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
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在国际舞台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长久的生命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将会议当做宣传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舞台，缓和了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化解了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问，为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外交智慧最具魅力的一个范畴，是维护独立自主、实现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呼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正是求同存异，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保证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根本办法也是求同存异。正如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所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开始。”正是中美接近、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
政协工作和统战工作成就
1949年，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主席直到去世，是总管全国政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周恩来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他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在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时，香港对打破封锁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解决台湾问题，196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指导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都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等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些认识正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周恩来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发展起来，一定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地区都实现现代化，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荣富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乌兰夫、老舍，这些不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都视周恩来为自己最可信赖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