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方面是如此善待所谓在华日本军民，而同样是在战争结束之际，在日本的中国俘虏和大批的侨民却无人过问。
总之，战后初期中国方面之所以做到迅速遣返在华日本军民，既有蒋介石防共的战略考虑，也事关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势力的既定政策，同时也的确反映了中华民族宽大的民族性格，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仅用“以德报怨”来概括是不够全面的。
二 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与蒋介石的态度没有直接关联
不少人认为战后日本的天皇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何应钦认为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对罗斯福的表态，即“关于日本战后的国体问题，由战后的日本人民，依其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并“最好不要由会议正式讨论”。何应钦的这种说法奠定了台湾政界和学界的认识基础。在日本的一些亲台人物也多持此观点，前驻台“大使”木村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天皇制度之得以维护，完全是得自蒋总统的荫庇。”台湾学者黄自进先生虽然认为关于天皇制的存废其实最主要的是取决于美国的立场，但他同时也认为，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对天皇制的表态，与后来《波茨坦公告》中将天皇排除在惩罚目标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后者，才使盟军在决定天皇制的存废时有了法理依据。
那么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向罗斯福的表态是否与后来天皇制的保留具有直接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对此做一简单的回顾。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在12月2日晚有过一次非正式的意见交流，但美国方面连这次会谈的文件都没有保存。1956年美国国务院为了编印外交政策文件集，不得不向当时台湾“驻美大使”董显光索取中国方面的会谈记录，在此背景下，台湾方面将会谈摘要的英文翻译件交至美方。根据这份材料，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中的确是提到了战后日本天皇制的问题，蒋介石在表态中其实也并没有明确讲要保留天皇制，而是提出该问题将由战后的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而且这个表态的内容也并没有列入《开罗宣言》的正式文件，因此蒋介石的表态与后来《波茨坦公告》中有关天皇制的表述之间并没有联系。
就《波茨坦公告》本身而言，实际上也根本没有给保留天皇制留下任何空间。由中、美、英发出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将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经由瑞士和瑞典转交中美英苏四国。其电文作如下之表述：“日本政府基于明白之谅解，接受波茨坦宣言。此项谅解为：由美国、英国及中国领袖在1945年7月26日共同决定并发布于波茨坦，后经苏俄政府参加之联合宣言所有条款，并不包括含有变更日本天皇主权之意图。日本政府热切希望上项谅解系属正确，并希望将此点意念尽早向贵国政府澄清。”很显然，日本表态的言外之意是希望不变更天皇制度。
日本政府以保留天皇制作为条件提出了愿意投降的意向，盟国是如何对待的呢？就美国而言，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海军部长等经过多方协商，虽然也有人力促接受日本保留天皇的建议，但国务卿贝尔纳斯反对放弃无条件投降条款，杜鲁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贝尔纳斯草拟了一项复文，此复文针对日本保留天皇的条件要求提出了如下的宣示：“从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此答复由杜鲁门分别向中、英、苏三国领袖征求意见。
蒋介石在11日对杜鲁门的答复是：“关于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事，余同意各条，并与阁下联名答复日本政府。余尤同意天皇及日本高级将领必须签署投降条款及发布命令以使投降生效之条件，对于日本最后政府方式，应依照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之条件，余亦同意。此固为余数年来所主张之条件也。”
中、美、英、苏经过磋商，最后形成了对日本的答复文稿，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经美驻瑞士代办转致日本政府。其中该项答复中，针对日本欲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做了正式表态，其要点主要有五：第一，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天皇之国家统治权，自投降之日起，均由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得采取认为必要之措施；第二，由日皇授权其政府及军队总司令部签订投降书，并命令所有军队解除武装；第三，投降后，日本政府将所有战俘及被拘平民迁至安全地点等候接收；第四，日本政府最后形式将取决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愿。第五，盟军将驻留日本直到波茨坦宣言全部实施为止。
从上述盟国的答复中可知，战时盟国其实并未就是否保留天皇制的问题有明确的态度，只是明确了一条，即“日本政府最后形式将取决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愿”。此外，如果说还有与日本天皇制的存废有关的内容这便是《波茨坦公告》中所讲的“欺骗和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从事于征服世界者的权威和势力，必须永久予以排除”。而正是这一条，成为战后人们主张废除天皇制的重要法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