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期来，关于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史学界向来少有涉及，个别论著即使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所引用的论据也大多是蒋介石1935年3月4日在重庆的一次讲话“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据此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如刘敬坤撰《重庆与八年抗战》以及台湾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周开庆撰《蒋总统与四川》等等，皆持此种观点，但均语焉不详，更乏对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前因后果、具体经过的详细论述。在此，笔者既不敢苟同上述论点，也拟对此间题作一全面的论述。
一、要抗战势必迁都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国的一切诸如政治统治的中心，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事业的创立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种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不仅带给了中国东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给中国的军事防御、国防布署等带来了诸多不利，这种不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掠取了中国东北，其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此，一切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对策，即向中国内陆发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战争爆发后应取的对策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指挥中枢的安全问题，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己经觉察到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真正目的和企图，“即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协”。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证国民政府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国民政府于事变后二天即1月30日宣布政府迁洛阳办公。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叙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时称“因为日本一方面以海陆空军猛攻上海，一面派大批军舰开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签字于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事机是非常危急，如果错过了，则将至挽救不及。所以我们即日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驶职权。”所以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部”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会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态势，讨论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议。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已认识到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形势，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某些变化，从而作出了迁都这样一项重大而正确的决策，并开始考虑到战争全面爆发后首都的安全与迁移问题。
二、国人注愈力转向四川
虽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最先将选择陪都、行都的着眼点放到了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开始对陪都西安进行筹划与营建，但那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它的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这一客观现实，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沿海地区不能作中国战时首都的缘由已显而易见，而西南诸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各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之中，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很不稳定；在若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且牢牢为国民党中央所控制的就只有中原和西北地区了。尽管如此，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仍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原和西北地区既同样容易受到日军强大武力的威胁，又接近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对于当时尚未完全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所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而且，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也未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而是变乱无常，这对国民政府来说，也是一块心病。因此，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地区，来作为战时国家的根据地。为此，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专负军事责任的蒋介石，于1934年秋开始，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蒋介石经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的综合考察，作出了将这个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确定在四川的重要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