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立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中国，突然变得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
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建交的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对缅甸总理奈温说：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走得很远。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中国家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绚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徵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徵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
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徵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他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