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为１６开本，共编入４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附录〕：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资料表明，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３年的五年之中，曾四次阅读《革命军》。毛泽东还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曰：
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
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首诗本是章太炎在狱中赠邹容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也曾引了此诗。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原诗比，毛泽东改了两个字：一是将“小弟”写成“小友”，二是将“须”字写作“当”字。邹容比毛泽东大８岁，因此，毛泽东称邹容为“小友”。
由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了当年的“苏报案”以及章士钊，特别是毛泽东对章士钊和他的《苏报》所作的极高评价……
章士钊与“苏报案”
１９０２年春，章士钊到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在这里，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章士钊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１９０３年４月初，章士钊来到上海。由于章士钊曾是陆师的优等生，所以在爱国学社中，被聘为军事教习。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张继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兄弟，“要以光复汉族为事”。章士钊除组织指挥操练、参加学习外，还经常写一些杂评向《苏报》撰稿，鼓吹革命。
１９０３年５月，《苏报》负责人陈范聘请２２岁的章士钊任《苏报》主笔。这正合章士钊的心意。在当时，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等已认识到“革命非公开倡言不为功”，正深苦上海言论界沉寂，革命志士只有秘密宣传品而无公开的言论机关，渴望有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以供“怒意发挥”，以振奋人心，推进革命事业。
由于有了进攻的阵地，章士钊一就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遂“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上任伊始，就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并对报纸进行大胆的改革。《苏报》一改革，就发表了章太炎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的精彩部分，即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名刊载出来。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但章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氵恬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６月，《苏报》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此后，《苏报》又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章士钊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太炎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除了《读〈革命军〉》外，章士钊还写了《释仇满》、《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杀人主义》等颇富战斗性的论说。
由于《苏报》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这就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清政府视《苏报》为眼中钉、肉中刺。清政府欲通过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事先得到消息，得以逃脱。章太炎拒绝出逃，６月３０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７月１日，邹容原本由张继藏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章太炎被捕，即到租界巡捕房自动投案。７日，《苏报》被查封。清政府要求引渡章、邹两人到南京，以便置之于死地。但因各方强烈反对，拖延到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１日，由租界会审判决章太炎监禁３年，邹容监禁２年。可是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多月，竟“因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到１９０６年方才出狱。这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