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其人早有觉察，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种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消除人们对批林的疑虑，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当年，就有人怀疑此信是经人修改的。１９９８年１月，此信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部收录，其信末（独立于注释部分）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这就说明，这封信不是原件。那么，这封信是谁修改的？是什么时间修改的？是出于什么目的修改的？最初的原件又在哪里？现在还是个谜。
周恩来晚年的一个心病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的错误时，周恩来作了自我解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
毛泽东当时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和笔名，如大鸾、翔宇等。伍豪这个名字，是五四时期在天津成立和领导觉悟社时开始用的。当时，社员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一律用化名。于是，大家用号码抽签，所抽到之号数，则各自照号数取一谐音为代名。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就取“伍豪”作为化名，发表文章也署“五”。“伍豪”之名，周恩来曾较长时期在党内使用，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就常用这个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国民党对周恩来恨之入骨。１９３２年２月，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污蔑周恩来。而此事发生两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随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１９６７年初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１９３２年２月上海《申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后，于５月１２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抄件送给江青。江青收到材料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１８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面对挑衅，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２４３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８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画了醒目的两道杠。
１９６７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莫名其妙地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斗争的微妙。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为其证明致江青的信的一种回报？
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会后，这件事却又搁置了下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癌细胞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是多么的痛苦。之后，他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在这种场合当着邓小平、汪东兴等人的面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意深长，耐人寻味！这时，只有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