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记载了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唱“将相和”并非虚语。
历史沉淀的愈久，就和真实的距离愈近，这种说法应该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闻”，本来都是口头流传，当时都是以野史村言对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清晰起来，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毛泽东在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唱“将相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文革”期间，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当时报社的负责人又是市革会常委，所以我们常常从传达中能隐约感受到许世友和张春桥有些矛盾。市革会开会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总是和张春桥唱对台戏，张想收拾廖，许世友干脆把廖政国调回南京去。由此上海和江苏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凡是涉及江苏的报道，也都是谨慎处之。同时也听说毛泽东从中唱“将相和”，调和许、张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委张春桥为南京军区政委，并要他帮助许世友。但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许世友从心里看不起知识分子张春桥。一次，张春桥在市革会开会时发牢骚，指着脖子上的红领章说：他们不承认我张春桥，但不能不承认这个。在毛泽东心中，上海和南京军区的稳定与和谐，对开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断地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
最近读了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其中记载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的流传并非虚语。
1967年7月20日，武汉“7.20”事件爆发，毛泽东在武汉虚惊一场。到了上海，毛泽东便让杨成武打电话找许世友到上海来见他。毛泽东特意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也是协调两人的关系。8月18日，张春桥以毛泽东的专机去合肥接许世友。许世友从大别山到了合肥。一见面，张春桥就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宾馆，张春桥也住在那里。下午张春桥陪许世友去见毛泽东，陪同接见的还有杨成武、汪东兴。这天中午，许世友自酌自饮，此时还在微醺之中。权延赤写的《杨成武见证文革》一文中讲到，许世友刚见到毛泽东，便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毛泽东安慰他说：莫哭，不要哭，好好干革命。许世友说：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众人见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许世友一个人听毛泽东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没人记录，所以他们这次谈话内容就没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国庆，毛泽东要许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泽东接见许世友，又是由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并再次要他和张春桥搞好团结，要张春桥保护许世友。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了，兵权在握的许世友怎么还在乎张春桥的保护。许世友这次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张春桥上门邀请许世友到上海小住。经过中央的批准，许世友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住了一个多月。这年的春节，许世友是在上海过的，随员的家属也都来到上海，酒没有少喝，李文卿写道：“我们几个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
李文卿说，张春桥很“阴险”，对许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当时是许世友的秘书，在上海期间，他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没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读到何秀文写的与此有关的记载，我们对毛泽东唱的“将相和”会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第四次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这出戏是1970年庐山会议。会议前夕曾流传要增补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讲话中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提出设国家主席，还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吴法宪等发言暗示所谓“犯错误的人”就是戴眼镜者，矛头是针对张春桥的。华东组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老将军写信询问“犯错误的人”是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但这封信没有到毛泽东手里。张春桥处于处处挨打的困境，甚为紧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记载颇详：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为了保护张春桥，也还不能马上与林彪摊牌，所以，毛泽东只好抛弃紧跟林彪的陈伯达。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要张春桥做东请许世友吃饭。在张春桥的住处，他们二人对饮，后来华东组聚餐，许世友也对张春桥作了回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