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７４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７４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５８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２６军萧之楚（属２７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５８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９７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１９４４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这样解释的：衡阳失陷后，蒋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他保驾，薛岳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这样，张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阳会战的守军，第１０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树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事多蹊跷，疑窦丛生。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这是老蒋指挥系统紊乱的结果。对作战失误以杀头处理，成为一种习惯，无形中，在其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就以此作为一种标准，不杀反而奇怪。
胜败乃兵家常事，拿破仑尚有滑铁卢之厄运。方军长置身难以想象的残酷战斗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第７４军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触即溃，但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却拿了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在在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
（三）
１９４４年夏秋之际的桂柳会战。日寇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且其为了最后的挣扎，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面，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陈牧农的９３军守全州，为桂林门户。９月８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情是日军第１１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该地区部队的部署，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并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攻击，即轻易突破第９３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做一象征性抵抗后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城内火光冲天，部队溃散。张发奎异常震怒，要求蒋介石严办陈牧农。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三日后即令就地枪决。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凇负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由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９３军把陈牧农抓捕，押解到桂林枪毙。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陈牧农就以“放弃全州”罪，毙命于桂林。（参见《粤桂黔滇抗战》）
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向蒋要求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其私，乃迅速灭口。另外一种说法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远亲，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决无杀陈之意，只是想将他撤职查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