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灾情与共产国际的奢华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参会的代表大部分来自欧洲。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尽管当时俄国国内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即使如此，外国的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1920年联共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后来联共又在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宅。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则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他们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俄国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满不错：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宾馆设有专为代表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提供丰盛食物的餐厅，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一份解密的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员320人，工人40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一普特约合16公斤。鸡肉123普特，黄油794普特，熏肉554普特，咖啡64普特，食糖369普特，面粉800普特，白面包715普特，蜂蜜13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11普特的鱼罐头，1911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很多人饿死，布尔什维克政权已无法向外国掩饰了。1922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与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作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俄国各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高尔基与那时尚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对此列宁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委员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拥有国外代表。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粮食运往何处，灾情有无减缓，不得而知，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