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的虱子
文┃章志峰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