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我们和志愿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鲜群众给看管我们的一位志愿军战士送了一个红苹果，这位战士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苹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这个苹果送到了我手中。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领到了一支钢笔，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欢钢笔时，便送给了我。这支钢笔至今我还保存着。我抽烟很厉害，不少志愿军战士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烟送给我抽。可以说，我在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深信这支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是一支仁慈的军队，是一支得人心的军队。”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员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潼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俘奥运会。选手来自北朝鲜各地战俘营的500多名战俘，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扛着各种旗帜，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运动场。“奥运圣火”点燃之后，各种比赛激烈角逐。比赛项目很丰富，跨栏、跳高、篮球、排球、足球、拳击、游泳、跳水等一应俱全。在战俘营内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世界战俘史上的奇迹。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和新闻记者前来参观访问。他们亲眼看到，在志愿军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狗，没有炮楼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外，没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志愿军对所有战俘均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952年5月，著名的国际和平人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英国的莫妮卡·费尔顿夫人，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战俘营考察，并多次同战俘座谈。她感叹地说：“简直是奇迹！这哪里是战俘营，分明是一所国际大学校！”她回国后，著文盛赞我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若没它，我就不可能留在中国”
在战俘营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工作作风，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一般。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感化了包括温纳瑞斯在内的无数战俘，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
温纳瑞斯在战俘营待了将近3年，与志愿军朝夕相处。后来谈起战俘营生活，温纳瑞斯对志愿军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他说：“我所以由敌人变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我所以要留在中国，首先是由于志愿军。志愿军善待俘虏，把我们当朋友、当兄弟，教我们认识真理，热爱和平。”他回忆道：“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依仗他们的空中优势对志愿军进行'空中绞杀'战，狂轰滥炸交通运输线。中国物资运不上来，河水都结冰了，志愿军还穿不上棉衣，有的穿草鞋打仗。但志愿军却想办法保证战俘穿得暖和，战俘们棉衣、棉帽、棉鞋、棉手套，又新又厚。战俘的伙房与志愿军的伙房离得不远，志愿军在那边吃玉米、高粱窝窝头和炒面，战俘们在这边却吃大米、白面、肉。美国飞机来轰炸，志愿军首先把战俘转到安全的地方，自己在野外站岗放哨。有一天，一辆马车冒着飞机的轰炸向战俘营飞跑，来到战俘营停下了，没人下来。我们跑过去看，只见满车战俘生活物资，赶车的志愿军战士满身是血，倒在车上死了。战俘们哭了，脱下帽子致哀。”
温纳瑞斯还回忆说：“还有一件事我忘不了：一个黑人战俘得了一种病，吃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头，志愿军给他买来两只山羊供他喝鲜奶。后来这个小伙子恢复了健康。遣返时胖乎乎的，他自己说他比被俘时重了17磅。有的战俘不识字，看见其他战俘写家信就难过得流泪，志愿军就帮他们写家信，教他们英语单词。有的战俘病了，志愿军干部就一次次去看望，医生们也精心治疗。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俘虏，他们说：'你们拿着武器时是敌人，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们大部分人是穷苦人出身，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被俘前，我们的营房走廊里躺着两个自己的伤员，腿上流着血，呻吟着。我叫军医去看，军医走过去照他们的腿上猛踢，两个伤员疼得嗷嗷叫。我问医生为什么踢他们，他说他们是胆小鬼，不愿上战场，故意把自己的腿打伤。我至今还很同情那两个美国同胞，他们肯定是被逼当兵的。人都有良心，志愿军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能不感动吗？志愿军战士都有明确的作战目的，那就是为解放受压迫的人民而战，所以他们比别的军队更伟大、更勇敢。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穿着草鞋打仗，不叫一声苦，对老百姓却是那样爱护。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把自己的棉袄、棉鞋脱给一个衣不遮体的朝鲜老太太。”
温纳瑞斯就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认识了中国军队，认识了中国人民，产生了向往中国的念头。
在战俘营，志愿军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教他们认识战争是什么、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发动战争等问题，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和侵略本质，宣传中朝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性和取得的辉煌战绩。温纳瑞斯接受教育快，很快成为学习的积极分子。他靠拢志愿军，发言积极，经常做那些思想低沉、情绪不安的俘虏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