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在爷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爷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爷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爷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爷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1967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此时，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日子，我可体会到“凄风苦雨，众叛亲离”是什么情景、什么滋味了……
可是，我看见八十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毕竟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危难，他似乎不把不断袭来的恶浪当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爷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爷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
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
“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爷爷养的兰花也同样遭到厄运。当时，中南海有人拿着“令箭”，不准爷爷养花，说养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必出修正主义”，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连爷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爷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奶奶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这有什么错？！”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