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肯定有着不同的感触。他感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在为共和国的前途担忧。此时，他仍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深感不解，或许以为主要是针对他个人。1967年1月13日深夜，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时，还郑重表示：只要能够解脱广大干部，他可以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请，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只为搬倒刘少奇，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用意。而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搞阴谋，那怕是错误再大，也会给出路的。而刘少奇恰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因此毛泽东也决不会难为他的。但当后来康生、江青一伙用刘少奇“叛党变节”的假证据欺骗了毛泽东后，毛泽东这才最后改变了看法。
刘少奇最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冤案最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靠阴谋手段取代刘少奇接班人位置的林彪，却落得个死无完尸的可悲下场。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检阅了红卫兵。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而且，第一次接见也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人们也还是没有想到排序。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15日第三次接见，还是没有排序，报道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题目是“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
直到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后，才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这篇文中提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4次接见了红卫兵。
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8次接见红卫兵，保卫工作是最困难的任务。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这种大会，不同于多年的“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虽说是革命群众，但也难免鱼龙混杂，真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
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当时的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
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无论怎么动员，群众队伍就是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的方式了。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大会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等到回来后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
当时天安门的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1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本人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还一直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地见到群众。他还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见红卫兵，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主席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风截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