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
有一次，离开会只有10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万一开始后又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关心，可谓是事无巨细。前两次接见，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泽东，照个没完，秩序太乱。周恩来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他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周恩来听到汇报，马上火了，说：“为什么把他们刷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周恩来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每次接见完后，都要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第三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3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出来了，但名次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6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
毛泽东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
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
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纳闷。后来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3.5公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4个鸡蛋、4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
直到毛泽东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
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
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地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11月10、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15公里）。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26日两天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这次，采用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6%，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