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白活了”
陈小蒙，1986年伏法时值36岁，算来该是1950年出生的。六十年代，其父陈其五受张春桥这帮人的迫害后，小蒙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先被下放到北大荒，后到送往老家安徽。在安徽农村的时候，由于“受到了玩弄女性的丑恶思想的影响”，他就“把手伸向无知的幼女”，然而，他对此深为后悔，并“下决心永不再犯”。
后来他和一个漂亮的姑娘恋爱过，不幸的是，女友提出中断恋爱关系，后来他说“后悔当初没有占有女友，纯洁反而吃亏了”。1979年，陈小蒙作为29岁的大龄小伙与另一姑娘结婚，随后有了儿子。1980年后，老爸的“党籍恢复了”，苦日子熬到头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后来，重遇旧日恋人，陈曾一度执意和妻子离婚，恋人复离去，于是他思想空虚，感情痛苦。
1981年初，还在读大学的陈小蒙结识了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胡晓阳告诉他：“女人就是供男人玩的，像身上穿的衬衫，穿一件，脱一件。除了自己老婆不能贡献出来外，其他女的都一样，都是一件衬衫。”
陈小蒙有如醍醐灌顶，进而自惭形秽，原来自己是“土包子”一个呢，进而觉得自己白活了三十年，“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 既“斯文”，又“流氓”
虽说陈小蒙因强奸案而被正法，震动一时，但在生活工作中，陈小蒙却是“鞭挞丑恶，弘扬正义，以笔为剑，为民鼓呼”的记者。
陈小蒙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作记者，《民主与法制》虽是薄刊一本，1986年的发行量竟高达二百万份，“零售经常脱销，一般在上市供应三天内就已售完”，各地读者有的“要求增加零售量”，有的要求“多印一些”。
陈小蒙在《在“导演”招牌的背后》一文中，还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资格颇老”的黄“副导演”以“物色演员”为幌子，诱骗想当演员的女孩到他旅馆“试戏”，以满足其淫欲的故事。
陈小蒙这样写道：
在黄某看来，想当演员的女孩子，按照他的“逻辑”——既希望“得到”，就应该“失去”；想当明星，就该“为艺术献身”。
然而，能允许这种十足的“恶棍逻辑”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畅行无阻、为所欲为吗？
他的这些作品叙述流畅，立场鲜明，且正鞭笞了他自己所持之信念。在被抓之前，陈小蒙还被提拔为记者部负责人。
生活中的陈小蒙也挺注意自己形象，举止斯文、一派谦谦君子的绅士风度。“他分配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当记者后，连蓄了年余的‘现代派长发’也‘主动’剪去了，平日举止斯文，连一句不文雅的笑话都不说，见了一些年长的记者总是一口一句老师，对同龄人谦逊平易，勤快地采写过不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