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每当看到一份前线的胜利简报，我们都会忘记吃饭、忘记休息，兴奋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当今球迷们那股痴劲。
1948年，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发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让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有些坐不住。
7月，这场解放战争刚刚打到第三个年头，我解放军的兵力已有惊人的扩大。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300多万人左右的时候，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0万人发展到近300万人。而且，国民党的正规军约170多万人已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
约在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
10月初，高岗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并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充分的估计，认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即将到来”，“当前的任务是全力支援战争”。
当得知高岗这一结论性的战事安排时，我高兴得要跳了起来。
上述会议开过之后，东北战场就开始了“关门打狗”的战略。
几天之后，我解放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蒋介石军队10万余人，攻下了锦州；不久，长春的10万守军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着在辽西又歼灭了蒋军12个精锐师，计10万余众。似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所面临的崩溃形势，已经是势不可挡。
当时，我们外事处的三个人面对这一即将转折的重要时刻，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恨不能也到阵前去为这一战事转折和必然取胜的战争，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负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期望。
几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战略性部署，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岗在住处（哈尔滨南岗法国领事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即将接管沈阳的方针，提出今后的重点都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班人马也即将随军开进即将解放的沈阳，并将在沈阳这一较大的城市里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即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在高兴之余，也都感到，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转移的需要，我曾和哈尔滨市外事处长陈克通了个电话，告其：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将向即将解放的沈阳转移，今后有关地区性的外事工作将请市外事处接管处理。
一切离开哈尔滨的收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便立即投入紧急准备行装，并日夜等候乘火车沿着四平等战火纷飞的阵地开往沈阳的命令。（注：11月2日解放军打入沈阳，4日我们开进该城，当即驻扎在太原街2号，原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
仅用三天时间，我们将准备行军的工作安排就绪。正在我们全神贯注、待命出发的紧张时刻，突然一天上午，东北行政委员会传达室通知我：
“有一个大学生，要求外事处的人接见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进来，你们见他一下？”
我也不知来者是谁，要谈什么。按规定，这类约见是不准随便拒绝的。为此，我只好答复传达室：“可请他进来，我跟他谈，了解一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
原来这位大学生杀了人，他杀了一个老外，现在是来政府投案自首的。
这类事，外事处是否可以受理，我们没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杀人案，应由公安或法院去处理，外事处岂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该学生一再强调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绝。
经过商量，我们认为此事多有蹊跷，既是涉外事件，不妨听听再说。
主意已定，由我出面去接见这位自首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叫王杰（下称小王），他一见到我，就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涉外事件。
王杰说：“我对苏联兵极为不满，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讲出这一仇恨，我从1945年苏联出兵我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说起。”
1945年8月，苏军入城，兵荒马乱，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寄宿在学校的王杰等同学和尚未离校的化学老师张某夫妇一起，共度这一非常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