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强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本文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者：程远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党、政、军所占据的较大城市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党中央已从内地调到东北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并已分散在东北各地解放区。在这些解放区和南满一带城市，和哈尔滨一样，一片打倒封建主义、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声，从城市到农村，震天动地。这是美国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立即转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这已成为世界性的规律。
领导这一地区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几员显赫人物。他们是高岗、林彪、林枫、高崇民、张学思等人。
为了有利于开展这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活动，他们在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高岗挂帅，林枫、高崇民、张学思任委员会副主席，栗又文任秘书长。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新兴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它既是东北三省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强日、俄、英、美、德、法等国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哈尔滨曾聚集了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并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同时还有外资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务，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处理日常的涉外事务。为此，于1948年中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外事处。
涉外工作无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处的工作便直接归口由林枫副主席亲自领导，也就是说，外事处是在林枫亲自领导下工作。外事处建处初期，人员不多，算上处长陆曦，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在哈尔滨期间，我们三人都没有外事经验。中央外事组、西柏坡没来得及派人来支援。因此，为了工作上的应急需要，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在工作中边请示、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
搞外事、办外交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我本来在大学是学医的。当年，我一心想当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以做点脚踏实地、救死扶伤的实在事。换句话说，自己就想做个靠本事谋生的本分人，做个既可不必瞻前顾后，又不求荣不求禄，靠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对搞外交我又一窍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兴趣。当党组织硬性决定命我去搞外交时，我很为难，不服从吧，就是不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吧，就要放弃两年已学到的医学基础。怎么办？对此，我在思想里嘀咕了很久。
说实在的，正当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四平等地打拉锯战的时候，为了战时的需要，不要说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项殊死任务，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不容选择的。地下党组织栗玉（栗又文的妹妹）找我谈话，她说：“党中央目前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大局转。我们每个党员也都要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问题。组织上选你离开大学，放弃学医，去从事政治、从事外交，是对你的信任，是对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将来为劳动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应该牺牲小我，去服从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
栗玉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有如泰山压顶，没有考虑的余地，只能服从。
说心里话，要我放弃学医，去从事外交，我很不情愿。
我这种不情愿，并不是我对外交、对政治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什么怀疑，更不是对中共带领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气有什么动摇，而是对钻研理科、攻读医学确实曾有过一些兴趣。
就这样，在一个转瞬之间，我就很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一生在事业上的走向，进入到外事口，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的一名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