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密切合作，对克服党的三次大的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1933年，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也主动接近毛，处处表现出对毛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张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期，他们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不仅限于遵义会议。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
此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为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