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比如讲孙立人将军枪杀或者活埋日本战俘的事，无论从中国传统的武德到西方公认的骑士精神，还是国际公法公约的规条，孙立人是不会为个人仇恨而对投降军人大开杀戒的。何况在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也没有抓到过上千名日本俘虏。
我当年也曾痛恨怯懦的英国佬背信弃义，但几年了解下来，并没有看到英国人为了自己逃命而让中国军队做炮灰的史料。
本文摘自《新民周刊》2009年第41期，作者：燕舞，原题：《章东磐：书写历史，不要取悦民众》
一些其实很荒诞的故事受追捧，原因还是那些真信的主儿缺乏常识。
章东磐，这位1954年出生的新四军的后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出版了“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这是他最近10多年来和云南民间学者、纪录片导演等各路友朋结伴调查的文字结晶。
章东磐在深圳的公司做出口手电筒的生意，那种手电筒作为道具出现在《变形金刚II》里。他的书写在抒情时略显过于饱满，但《父亲的战场》犹如一枚手电筒，并不耀眼，却力所能及地照亮一度被遮蔽的中国远征军历史。
宏大历史更要追求细节真实
笔者：《父亲的战场》上市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反馈，这些反响在您的预料之中么？
章东磐：这本书是一本笔记，从我个人角度记录的那场战争的一点点残片，还有我个人对那场战争的认识与反思。外界的反响我不太在意，因为我不是靠写书来吃饭。遗憾的是由于我写得太慢，几年来访问过的老军人有好几位都已不在了。比如刘志生和吴昌铣，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当年投笔从戎抗战救国，结果一生坎坷。可惜他们没能看到这本讲述他们的书。
张子文老人收到了书，他给我写了信，他在当年江岸防卫时就已经是少校副营长、代职连长，我写成了上尉。另外，他父亲没做过昌宁县长，而是省政府的督学，后来辞官回家；在抗战中，与多位地方士绅一起促成军队决心防守怒江而不是放弃保山等大片土地，退守澜沧江。张老伯委托侄孙女专门转告我，这些有关他的疏漏与错误都不必专门更正，他反复叮嘱侄孙女向我致谢。他说，这种谢意绝不是因我对他个人的关心。我深深理解这位老人从这本书上得到的快慰，我很高兴自己能为他们做这件事。
亲身参加过南京受降仪式的赵振英老伯给我打了电话，那时他是新六军的警卫营长，就持枪站在冈村宁次身后。我没有访问过他，也没有写他的故事，但老人家来电话感谢我。我告诉老人，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感谢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保卫了我们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给我们留下了叫尊严的东西。
广州的梁振奋老伯也来了电话，他是当年驻印军的军官，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战斗。我的一位朋友送给他这本书。梁老伯告诉我，他看见书名就流泪了。
想想真是心酸，为了这个民族，他们搭上了自己的一生。本来应该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应得的荣誉与尊敬，结果他们竟为了我们一点点的记录而倒过来感激，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笔者：在谈到写作缘起的那篇“网络将抗日战争'故事化'是不正常的”中，您说过，“随着访问自然的深入，那么多的号称'纪实'的故事会一个一个地露出破绽，甚至会被发现根本就不曾发生过。我们要对几乎每一个号称亲历的故事做仔细的辨别，防止自己的书也变成稀糊烂糟的那类'纪实文学'。”远征军的历史以前是被遮蔽的，如今渐渐浮出水面却又马上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您也遇到了抗战老兵的虚假回忆或选择性记忆么？
章东磐：人的记忆发生偏差很正常。几十年都没机会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被各种压力逼着遗忘，今天还能比较靠谱地想起来已经很难得。
关键是不要编造，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记录者，都不要为了任何理由去编造。比如戴安澜将军遗体过腾冲县城，老县长张问德率全县乡亲跪祭，就是被编造出来的伪“纪实”。这个编造还进入了一位中国远征军200师老兵的记忆，被老人当成亲历讲出来，然后被更有影响的作家又当成“口述史”记下来再传播出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仔细地把这些假故事拣出来，再过一些年就要“变”成真的了。虽然这只是整个抗战史的一个细节，但再宏大的民族史拆开来都是细节，细节不真实，全民族的历史就没有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