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抗战结束甚至滇西地区战事结束就离开国民党军队的老人在谈到当年开小差时，都会说“不愿意打内战”，其实这就是假话。1945年，哪个下级军官和士兵会预先知道一年之后要打内战？老人们这么讲，有寻求“政治正确”的理由，但记述者不加分辨就是失职了。
老人们只要不是有意地大规模编造历史，吹点小牛是一定要得到理解的。他们没有功利目的，这么多年的沉重身份带给他们的压迫和扭曲远不是我们能体会的。但故事不能太离谱。
笔者：据说也有很多人和事在成书时没有写进来，比如云南腾冲一名自称36师小鬼队队员的远征军士兵就是假的，但现在每次重大纪念活动都被当地政府请出来，而且还前排就座。
章东磐：县政府不是历史研究机构，也不具有辨别这类假货的专业知识，混进去个把假老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当地有学者指出了这位假老兵的破绽，而相关官员不负责任或碍于面子不肯纠正，这才是难以原谅的。一个人混吃混喝无关紧要，但是这样的冒充者窃取光荣对真正的历史参与者不公平，光荣的前提一定是真实。腾冲一位远征军54军警卫营老兵蒋绍福老伯因为贫困和家庭暴力而自杀。在国家已经不那么穷的今天，这位老兵的不幸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如果当地有关官员尽到职责，把那位假老兵不该得到的荣誉和利益落实到蒋绍福老人身上，这样的悲剧就可能避免。
违反常识的“历史”故事是毒奶粉
笔者：您在反思互联网时代远征军事迹广为传播的负面现象时也说过，“就在远征军故事骤热起来的这两年，网络上的激越故事也愈加流行了。中国远征军一个个神话般的传奇都变成'历史'被反复传播。谁敢说一个'不'字，就会招来倾盆般的啐骂。”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以讹传讹或有意造假？它是不是源于近年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国民的不自信？
章东磐：在我们国家，明白的人、冷静的人、思考的人一定是越来越多，毕竟这些年言路和思路都大为开放了。一些其实很荒诞的故事受追捧，原因还是那些真信的主儿缺乏常识。
比如讲孙立人将军枪杀或者活埋日本战俘的事，无论从中国传统的武德到西方公认的骑士精神，还是国际公法公约的规条，孙立人是不会为个人仇恨而对投降军人大开杀戒的。何况在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也没有抓到过上千名日本俘虏。
戴安澜将军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大英雄，他之所以为英雄，恰是他以卵击石般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阻击数倍于我军的强敌，而不是虚幻的那场“大捷”。一定要区分人格力量和战争胜败的客观事实，在战争这个人类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取得胜利仅有勇气或者再加上《孙子兵法》是不够的，“两军相逢勇者胜”一定是实力相差不多的对手。千万不能相信违反常识的“历史”故事，那和毒奶粉是一样的东西，闻起来香，吃久了会害自己的孩子。
随着民智渐开，我们也会逐渐建立起发自内心的自信力。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一起反思民族成长时的幼稚与偏狭。不过从《父亲的战场》出版至今，我还没听到破口大骂我为汉奸卖国贼的声音，哪怕我提出了允许日本人回迁在滇西的战死者遗骨，以及我们中国人必须放下历史仇恨的包袱这么“敏感”的建言。
笔者：滇西抗战也具有很强的国际化色彩，您谈到当前甚嚣尘上的对英军当年表现的非议时说，“在没有依据的前提下，不要嘲笑甚至诅咒同一战场的英国盟军。虽然我不敢说那次战败一定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自己的溃败决不能诿过于人。在我贫乏的对英军的了解中，他们从来不会在撤退时与自己的平民同胞甚至妇孺争路夺命。”为什么对英军当年的表现，会出现这么多贬损的声音？
章东磐：1942年在缅甸的战争不是几句话能讲述出来的。我当年也曾痛恨怯懦的英国佬背信弃义，但几年了解下来，并没有看到英国人为了自己逃命而让中国军队做炮灰的史料，倒是看到了大量我们军队在那次战争中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有那种结构性缺陷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
最先出来泼英国人脏水的是1942年在缅甸打了败仗的中国将军，时间大概开始于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地点可能是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把这个时序理清楚，对那些回忆的可信度自然就心里有数了。
英国人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在印度的避难所和训练营，帮助史迪威将军实现率领中国大军反攻缅甸的雪耻之战。这么多年，我们对英国军队从未说过一句谢谢，人家也从来不提醒我们恢复这段应该感恩的记忆。讲了几千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该如何报答人家的涌泉之恩呢？
另外，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上，英国军队在英帕尔作战和对缅甸的反攻中，直接消灭日军的数量也高于中国军队的战绩。没有英军的英勇善战，没有美国空军的强大支援，中国军队没有可能独自取得那场光荣反攻的胜利。
笔者：读《父亲的战场》时，我整个感觉是美军和日军在保存当年的作战记录乃至整个历史信息的细节方面比我们完备得多，中国人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向他们借鉴？写完这本书后，您还想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章东磐：许多年来，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多的是“选择性记忆”，其实只要放手让大家来做，并且鼓励讲真话，即便年代久远，即便资料散失，都有办法恢复历史真相。
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资料少，而是一些人学术方法不对头，尤其是出了相当数量的口述伪历史，更增加了弄明白真历史的难度。民间可以喜欢听震撼的、过瘾的故事，研究者不行。书写历史，不要取悦民众。所以只要打算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顺竿爬的念头，“知耻近乎勇”的古训应是今天整理抗战史的学者的座右铭。
在日本的史料专家萨苏做了很好的搜集、分析、整理工作，国内如余戈《松山作战笔记》，也在还原历史上下了大功夫。云南的戈叔亚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最近也会结集出版。杨虎已经翻译完成了《温盖特传》，并且从源头上研究史迪威日记，澄清了许多被误传的史实。多看看这些认真的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提高对假历史的免疫力。
有一件大工程正在启动，承蒙朋友们支持，我们有机会去美国大规模复制当年中国战场的影像档案。如果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希望能在抗战胜利65周年时让大家看到我们父辈们光荣而不屈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