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张春桥 资料图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6月9日 作者：王海光（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原题为：张春桥之死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