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广州弃守前第四路军总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当余汉谋已决定抗击敌军以掩护广州撤退，并进入讨论军事部署和细则问题的时候，我邀集了总部军需处长马炳洪、军医处长张建等三四个人到另外一室商谈有关后方勤务工作问题。当时大家认为事机已迫，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广州失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计算增城到广州距离有100多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增间作战，起码可支持三天，那就最低限度还有五天时间给我们疏散。因此就决定抓紧时间，将各种军用物资和医院伤病人员撤往粤北韶关附近，并请第四路军兵站分监简作祯尽快尽量准备水陆运输工具。
会议开到11时才散。当晚夜半以后，兵站总监部军需处长黄光和丁国来到小北我的寓所告诉我：外边都传说省政府、市政府和所属各机关已于前几天分向连县、四会疏散，吴铁城主席、曾养甫市长也于昨天“松人”（即上路）。他们认为目前广州市空袭警报频频，交通挤拥，谣言四起，兵站总监部业务未开展，也没有什么物资在手，主张趁早向粤北疏散。我同意他们的意见，着他们立即先率总监部二三十个员兵向翁源疏散。
10月21日天亮时候，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刘绍武来对我说：“刚才接通讯队总机电话通知，敌人已越过增城向广州市挺进。余老总（余汉谋）和各军事机关人员已于天亮前走空了，我们要赶快离开广州。”我觉得这消息十分荒唐，明明昨晚余公馆会议决定了调集各部队到中新福和一线抗拒敌人，照我计算：现在我军还有梁世骥师、曾友仁师、张瑞贵的钟芳峻旅、张简荪旅、余伯泉的战车营和新自琼崖调到的陈章师邓其昌旅，还有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加上李江的宪兵九个中队，广州市武装警察4000多人，合计兵力不下3.5万人，在那里最低限度可以支持三五天，敌人绝不可能马上向广州长驱直进，而且总司令部那些人也不会不通知我们一声就先自溜走。当时我猜想余汉谋等可能往东北郊大福岭临时指挥所去了，便试打电话到总部和余公馆，但都无人接话，这才大吃一惊，随叫刘绍武去光孝寺广州警备司令部打听究竟。刘回来说：警备司令部人员已登车待发，该部曾其清参谋长说：余老总和总部参谋人员等确于今早4时离开广州，大约往花县去了。不久，军医处长张建也来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据张说他早上曾到总部和余公馆，那里阒无一人，显然是走光了。张还告诉我：刚才军医处有一部车子由从化开到，据说沿途还平靖无事，他个人打算9时半就离开广州，沿广从公路向翁源疏散。
我那时和刘绍武商量，都认为非立刻撤退不可，但担心广从公路不安全，决定沿北江走。我们于9时半离开小北寓所，坐车子穿过市中心往泮塘时，看见沿途好几个警察分局的警察都在门前束装待发。在西关还遇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坤乘着一部小车满载行李出走。那时市面上一片慌乱，市民们多半向西北方面奔跑。我们到达荔枝湾，看到有100多部汽车等待着渡江。
那里的渡船能力有限，每小时只能渡四部车子，计算一下，要第二天中午才轮到我们的车子，于是我们便立刻折往黄沙码头，找到一艘自备的电船，取道花地这条小河向佛山、西南，转入北江经芦苞再向清远前进。当我途经黄沙时，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了。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
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我们沿途触目伤心，联想到国家养兵为的是卫国保民，现在敌人还没到来，我们这一批人便纷纷各自逃命，撇下老百姓不顾，把广州偷偷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现役军人，大敌当前却怯懦至此，抚躬自问，宁不愧死！
12月22日清晨，我们五六人坐电船到了清远。到县府打听消息，知道余汉谋、香翰屏、王俊、赵一肩、李煦寰等已于前一天到达那里。他们正在收集情报，计划作第二步的行动。于是我和他们见了面。那时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坤也逃到那里，余汉谋问他的警察和武装在哪里，李一时支吾其词，无法回答，于是李煦寰当场大打官腔骂他不该未奉命令擅离职守。李郁坤急得哭了起来，最后还是余汉谋作了转圜，叫他赶返三水把撤退的警察和武装收容下来。
我问参谋处长赵一肩：“为什么不执行20日晚余公馆会议所决定的作战计划，一下子就把广州放弃？为什么总部在撤退前不通知后勤机关？”我还把广州老百姓撤退的混乱情况告诉他，埋怨他们在广州真空时期，对于维持治安也没有作出安排指示，太对不起广州市人民。赵一肩才把情况告诉我说：“那天晚上老总（指余汉谋）虽然已在会议上决定抵抗，但他后来又感到责任太重，自己不敢担当，在凌晨2时便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向蒋介石请示。那知蒋不同意余公馆会议的作战计划，并指示我们马上将广州附近部队转移到粤北重新部署，徐图阻击北犯之敌。余老总得了蒋的指示，便在21日清晨4时，下令将总司令部沿广花公路向清远撤退。由于当时乱成一团，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甚至连你们这些后勤机关也来不及联系通知，这实在是疏忽，应请原谅。”这就是广州弃守的内情。
关于广州弃守前各部队的情况听说是这样：曾友仁师于10月21日早上由新塘乌涌分向广增公路推进时，他的师司令部和谢锡珍旅到达龙眼洞附近，便遭受敌空军的袭击，即时溃散。该师叶维浩旅向太平场撤退，张简荪的独立第九旅向太和退走，同样也因敌空军的轰炸而纷纷溃散。只有梁世骥师卜汉池旅少数部队在广增公路莲塘附近和敌人打了一个小仗然后向北撤退。一五三师师长张瑞贵则率钟芳峻旅在晚上冒险越过广增公路向从化北撤。
第一五二师师长陈章率邓其昌旅在太平场附近收容各部队，向北撤退时曾和敌人打了一次相当激烈的仗，完成任务后亦向北撤。这三部分军队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以后日军便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一路上大摇大摆地向广州推进。10月21日下午，敌军侵占了广州市区。粤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早在五天前逃跑了（曾养甫逃到四会后，曾自封“八属军总指挥”，以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为基础，大事扩编军队，并擅将第四路军一八六师各单位向四会疏散的枪弹服装收为己有）。负保卫大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总司令，也在当天凌晨跑掉。广州市人民从此开始度着沦陷后的苦难岁月。广东人民和海外广东籍华侨对广州的不战弃守，愤怒非常。“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是'谱'的谐音，广东话'有谱'即荒唐之意）”的民谣也从此不胫而走。
在本文结束前值得一提的是：一五三师的钟芳峻旅长在参加福田战斗以后，曾几次请求率部到增、博线对敌人进行奇袭，但都没有取得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前方听说增城失陷消息，他一时义愤填膺，拔枪自杀。这虽属一种悲观失望的消极行为，但不愧为一个热血男儿。他的阵前自杀，正充分反映出抗战中大部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请缨无路的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