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延正当年在奉天的东北大学读书，9月18日晚，他在学校的图书馆上自习，时隔多年，他仍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和同学们在图书馆上完自习回到宿舍，刚要就寝，就被爆炸声惊起，一时间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听到北大营方面机关枪声大作，同学们三五成群在议论，是否日本军又在演习呢，因为日本军经常演习，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机枪声，一直响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
从小随家人迁居沈阳的山峰奇，那年十一岁，“九一八事变”前的生活他仍记得。我家住在奉天大东区管城街一带，离小河沿不远，我小时候在那里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奉天，由于是“东北王”张作霖帅府所在地，因此治安比较稳定，百业兴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对大帅充满了敬畏和敬仰。
自1931年9月18日起，山峰奇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的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
孙竞寰是奉天边业银行的小职员，边业银行是原奉军的财产，也是少帅张学良的私有银行，孙竞寰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还管吃管住，“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竞寰去上班时，却被日本人堵在了银行里，许进不许出。时银行停业两天，随后便被日本人接管了。孙竞寰回忆，第三天，日军向我们银行派出助在员，驻在员与经理一个桌办公，大事经理就得请示他，业务活动照常进行。
与孙竞寰相比，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康延正及学生们的处境就艰难多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师生断了炊，学校不得不向德国领事馆求助。这时，由东北大学杨毓祯教授出面，恳请德国驻奉天领事帮忙，德国驻奉天领事是杨教授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他用领事馆的汽车运粮，帮助我们解决师生口粮问题，维持三千师生的生活。
解说：此时，在奉天城内，日本已开始搜索杀戮被怀疑是东北军的人，人们在大南门城楼上，天天能看到中国人的头挂在那里，天天都不一样，此情此景，让东北将领韩家麟的妻子心惊肉跳。
韩家麟事变时住在军校，尚未回家，他的大女儿韩国珍回忆，我家里还有枪，我父亲那时候有个叫做八撸子的小手枪，我母亲挺聪明的，一看日本兵满处跑，就把枪藏到灶坑底下，挖个坑埋起来了，另外还有军装，收拾收拾，我母亲都给包起来了，趁着天黑偷着扔出去了。
韩国珍记得，数天后父亲从军校溜回家时，已是一身农民打扮，并立即带着家人混入向关内逃亡的人群，经过日军哨卡时，父亲分外小心，生怕头上戴军帽留下的痕迹被日军看出来。在皇姑屯车站，一家人终于挤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韩国珍仍记得当时的情景。赶到皇姑屯，已经乱了，车次不按终点开，也不卖票了，火车就停在轨道上，人满了车就开走，我们都上不去，那时我跟我弟弟都十几岁，还有两个小的呢，两个妹妹，我父亲托着，从窗户爬进去的，有的爬不进去，就爬到车顶上，也不怕车一走，栽下来，只要离开沈阳就好了。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开始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及国内各界纷纷致电，呼吁东北军保卫锦州，张学良却明令守锦的东北军，在日军进攻时撤至关内，他说，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仅仅半年时间，两万日军便占领了东北全境，而二十万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至关内，东北军是张学良唯一的政治资本，他希望它完好无损。
1932年1月21日，中国人盼望的国联调查团终于成立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这是张学良对来访的调查团演讲的录像。
张学良：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
解说：1932年9月4日，李顿调查团得出结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责任，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
中国人指望的国际干预的期待也落空了，日本代表团回国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