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更多的东北难民正源源不断的涌入关内，李纯德曾在奉天大东门邮政局谋职，“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他随邮局逃亡关内，此后再也没见过留在关外的父母，因此，每年9月18日，李纯德一大早就起床，给父母上香磕头，然后嚎啕大哭，孩子们都知道，“九一八”这一天不能惹爸爸生气，他的儿子李植国回忆，父亲在世时，一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就伤心不已，那句“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总让他想起“九一八”后就再也没有谋面的双亲。
《松花江上》是当年传遍全中国的一首流亡歌曲，作者名做张寒晖，河北定县人，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张寒晖在西安二中任教时，亲眼目睹了东北军民有家难回，有仇难报的处境，怀着亡国之恨谱写了这首歌。
曾子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商，除了丧失的领土外，张说他本人在沈阳还有约一亿元的个人资产，其中三分之一是金条。蒋介石对此当然无能为力，此时在东北，日本人正在把张学良的画像，从各个政府办公楼里摘下，他们还用四百一十七个包装箱，把张的私人物品送还给了他，张发现，其中不包括金条。日本人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个真正听话的傀儡，主政即将成立的满洲国。
解说：1931年11月4日，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神秘地出现在天津，他深夜踏进溥仪所住的静园公馆，土肥原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溥仪因当年土肥原将他接到天津而对他很有好感，溥仪这样描述土肥原，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现了松驰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话来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日后，溥仪的日语翻译林出贤次郎在自己的《绝密会见录》中，记录了土肥原在天津对溥仪说的话，现在正是宣统皇帝恢复祖宗大业之时，当然，陛下如果继续留在天津，在日本租界内仍然会得到充分保护，但若前往满洲，便可登上元首之位，万一失败，陛下住在关东州内，日本也能给与充分保护。
1932年3月，生活在东北的中国老百姓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身份被改变了，吉林人徐德源回忆，伪满洲国成立时我才六岁，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这一年，长春改名叫“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溥仪成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在所谓的就职大典上，溥仪本打算穿龙袍，但日本关东军表示，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溥仪只能穿日本人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服装，典礼上，数十名穿长袍马褂的满清遗老向溥仪叩拜，溥仪则身着大元帅服以半躬答之，这不伦不类的仪式让双方都很郁闷。溥仪回忆，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补丁。
溥仪初政时还颇有心气，他这样回忆道，从这一天起，我真的不在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共是去见求见我的人，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谁也不找我谈“国事”，当我向他们问起时，他们就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
此后，溥仪的热情大减，于是，他在奏折上只批注“知道了”、“可以”两个词。
解说：自1932年起，日本开始组织所谓的“武装移民开拓团”，强制国内农民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日本政府为此还征召了大量十七至二十五岁的日本女孩儿，嫁给“开拓团”成员，给他们的新生儿以“大地之子”的荣誉。
铃木则子家在东京，是延续四代的蔬菜批发商，她十四岁时，作为“开拓团员”随全家移民东北，她回忆道，哥哥是独子，去了海军学校，因此父亲的情绪一落千丈，就在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上边发出了满洲，王道乐土，五族共和，一定要为大东亚共荣圈出力的号召，因此，家里聚集起来好多人，最后，父亲被大伙说服，勉强作出了到满洲去的决定。
当时，日本广田内阁计划用二十年时间，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计五百万人，以稀释中国人口，铃木则子还记得，她随家人来到东北时，憨厚的当地农民赶着马车来欢迎他们。在哈拉黑车站下车的时候，我们被那么广阔的、望不到尽头的、令人惊讶的地方所征服，那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
伪满洲国当时推行所谓的“五族协和”的口号，到1940年，伪满洲国四千两百万人口，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其次为朝鲜人、蒙古人，日本人则占到了百分之二，中国人当年在伪满洲国的地位排在日本人、朝鲜人之后，华北开战后，伪满洲国实行配给制度，日本人发红皮粮本，每人每月供应大米、面粉三十斤，黄豆十斤，朝鲜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中国人则发绿皮粮本，每人每月只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二十四斤和部分杂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