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我野战军主力部队准备出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作战。当时部队经过几个月极其艰苦的斗争，已很疲劳，有的纵队减员三分之一，重武器所剩无几，弹药也非常缺乏。但刘邓首长考虑到全国各个战场都还很困难，不愿过多地反映部队的难处。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只是提到部队经过大别山的斗争，虽然有些损伤，但士气甚好。稍事休息，仍可执行作战任务。后来陈毅司令员知悉我们的实际情况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电报作了反映。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其他部队迅速给我们补充了兵员和装备。
1948年11月，我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乘胜前进，不使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当时蒋介石集中在淮海地区的兵力有70多万，我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兵力加起来总共有60万，装备上也处于劣势，取得战役全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重担再次落到小平同志的肩上，中央确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决战淮海的日日夜夜，小平同志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精心组织，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密切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根据敌我态势，采取分割围歼，分段实施的方针，消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人，大获全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说这一锅夹生饭，硬是给你们…口一口地吃掉了。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经常教育我们和部队，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维护和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我们坚守大别山时，小平同志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解除群众顾虑。大别山区是革命老区，比较贫困，我军曾几进儿出，我们到了后，群众最关心的是部队还走不走。小平同志亲自走访座谈，要求部队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从而消除了群众的疑虑，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小平同志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从不姑息。有一次，呀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岗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在街亡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这件事在部队和大别山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奔走相告，说真是老红军带领部队回来啦。部队除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外，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大别山区重新出现了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
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对中高级干部尤为严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抓住不放，决不迁就。二野的许多老同志对“不握手会议”都有深刻印象。我记得陇海路反击战后，我军连战连捷，有些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出现了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小平同志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整顿纪律的会议。当时正值中秋节，我接到通知后心想，我军一出陇海路，就活捉子敌人师长赵锡田，连同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场的局势，毛泽东同志致电庆贺，并传令全军嘉奖。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我们去吃月饼。没想到去了后不仅月饼没吃上，而且连手也没握，气氛还很严肃。小平同志讲，今天就不拉手(握手)了，你们坐下。然后他就说，前段时间我们仗打得很好，但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工作做得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接着，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都相继讲了话，着重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我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这次会议对部队震动很大，各纵队都认真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纠正了违纪现象。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率十八兵团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让我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说，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这样，我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摘四人帮”。1975年5月，毛主席同我们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四人帮”也在场。毛主席对大家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向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记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小平同志批评“四人帮”，讲了许多，专门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从党的历史来看，不要搞小圈子，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要搞五湖四海。小平同志讲完后，我跟着发言，说小平同志讲了党的历史，说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不能搞少数人，要搞多数人。你们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要讲清楚。记得先念同志、吴德同志等都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
(作者为原中顾委常委)
(以上三篇文章节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回忆军事家邓小平》一书，此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