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文献，发现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千余人登陆金门之后“全部牺牲”，源于1949年10月28日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致第十兵团叶飞、陈庆先的电报。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9日的《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中，引述了粟裕等电报内容，称“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并指出“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
当时，由于战场情况不明，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称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情有可原。但是在1987年把《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时，对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不加注释说明事实真相，已属不应该。至于到了2010年仍在鼓吹“全军官兵全部牺牲”，则是在撒谎--因为作者也知道并没有“全部牺牲”，而是为了与官方1949年10月29日的通报保持“口径一致”。
至于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大陆方面称国民党军队死伤9000多人，国民党方面则称阵亡1267人，伤1982人，共3249人。不过，金门在1953年建立的金门地区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公墓，安葬了4500具遗体。这些战死者还包括在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战死的国民党军队将士，而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的战斗规模远比金门之战小，可见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在古宁头战役中“阵亡1267人”，这数字是明显缩小了的，正确的数字应是“阵亡3500人”。
护送陈云出川，一人还是两人？
历史不仅不容任意打扮，而且不能变“戏法”。
1995年4月10日，陈云以九十高龄去世。陈云病逝不到一个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云全传》一书。又过了一个月，《陈云全传》台湾版由台湾周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最近，我对《陈云全传》一书进行全面修订，其中涉及的席懋昭问题，发人深省。
我第一次听说席懋昭的名字，是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访陈云秘书朱佳木。他告诉我，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离开红军，前往上海，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灵关小学校长。
那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最高领导，也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按照组织纪律，必须向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汇报。原本中共中央是通过电台与中共上海局联系再通过上海局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系，由于中央红军长征时唯一的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而中共上海局又迭遭破坏，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卢福坦、李竹声先后被捕、叛变，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陈云、潘汉年秘密前往上海，恢复上海党组织并从上海转赴莫斯科。
席懋昭于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天全县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红军两名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护送陈云从灵关前往重庆，让陈云能够从重庆乘船前往上海。席懋昭历尽艰辛，冒着极大的风险，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后来，席懋昭于1937年9月从四川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而陈云在苏联工作之后来到新疆，于1937年11月29日乘飞机从迪化（即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与席懋昭在延安相聚。席懋昭把一份自传交给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席懋昭离开延安时向陈云告别，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物资匮乏的延安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席懋昭从延安返回四川，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18日席在雅安被特务逮捕，并被送往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于1949年11月27日对“渣滓洞”进行大屠杀，37岁的席懋昭与众多战友当场牺牲。
然而在重庆解放之后，1950年1月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审查时，听信脱险难友所说的“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之类，就认为席懋昭不够烈士资格，对他“不列名”。就这样，席懋昭差一点被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