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由于席懋昭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内中提及曾经护送陈云出川，便找陈云核实。当时，陈云已记不得席懋昭这名字，但记得护送他的人是灵关小学校长，而且那人的妻子是灵关小学教导主任（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看了席懋昭的照片以及自传中提及担任灵关小学校长，妻子也在该校，确定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他的人。陈云亲笔为席懋昭写了证明。由于安全护送陈云出川，1984年5月席懋昭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记大功一次，终于从“不列名”成为革命烈士。
倘无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关注和亲笔书写证明，席懋昭也许永远“不列名”！
在仔细考证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事迹的过程中，又发现另一个被历史埋没的人--陈梁。原来，护送陈云出川并非席懋昭一人，还有陈梁。陈梁是四川冕宁县的中共地下党员，随红军长征而来到天全县。其实陈梁与席懋昭一样尽力为陈云“保驾护航”，但由于后来他成了叛徒，在历史上就被抹去了。护送陈云出川，也就像变戏法似的从两人“变”成一人。
陈梁被重新提起，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冕宁县工委书记陈野苹。陈野苹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说起陈云出川，陈野苹提到了陈梁。陈野苹说，“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他当时是冕宁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这么一说，于是护送陈云出川又从一人“变”成两人。
其实，陈梁叛变是在后来。我在写《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时就强调，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在1921年时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的贡献抹杀。倘若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时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从天全县长途跋涉安全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踏上驶往上海的轮船？
另一例把两人“变”成一人的事，是我在写作关于遵义会议的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时发现的。
在长征之初，红军选定湘粤边界作为突围之处，是因为事先曾派出密使与驻守那一带的粤军陈济棠谈判。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他答应给红军“借道”。
红军密使是周恩来派出的何长工。我查阅何长工所写的回忆录《同陈济棠部队谈判前后》，内中写及：“我遵照副主席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往谈判……”何长工的回忆录，只写他自己如何与陈济棠谈判。
然而，笔者查阅1934年10月5日朱德签署的给陈济棠所属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的信，却写及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为代表前来协商一切。潘健行何人？潘汉年也！明明是两顶大轿前往陈济棠部队，何长工回忆往事时，为什么避而不提“潘健行”？这倒不是何长工欲抹杀“潘健行”的功绩，而是因为当时（1981年）潘汉年尚未平反，不便提及罢了。直至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潘汉年“内奸”案乃是一重大错案，潘汉年才得以平反。
何长工在1982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补提了潘汉年--一人“变”成两人！这表明他当初的回忆录不提潘汉年，确实由于“避嫌”之故，并非记忆失误……
像这样因“避嫌”而不提某某人、某某事的回忆录，并不鲜见。这些回忆录造成了历史的误区。在研读回忆录时，不能不注意内中的“避嫌”之处。当然，作为回忆录的作者，也应把尊重史实放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