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河南新县）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宣布改组领导机构，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许继慎调任红十二师师长兼新设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始统治鄂豫皖苏区。为了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
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全盘否定之前鄂豫皖党和红军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分局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使当地的工作又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对所谓新“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对许继慎采取突然袭击，片面夸大许继慎某些缺点，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持军阀、土匪的习气”。在集中火力批判许继慎的同时，张国焘又煽动一些人斗争曾中生，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和许继慎用大量事实予以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发起对曾中生、许继慎的围攻，逼他们做检查，交代问题。
1931年7月上旬，张国焘在河南商城县余家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
张国焘在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调陡然升高：“现在江西中央苏区正在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调动敌人的军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打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张国焘这一番不切实际的高论，引发了曾中生、许继慎与他又一次激烈争论。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而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紧接着，许继慎也站了起来，大声说：“张主席，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作战计划跟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照你那样去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情况，我完全同意中生同志关于红军主力南下的意见。先打英山，收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扩大苏区，使红军有阵地地向南推进，这样可以达到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请张主席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
张国焘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瞥了一眼曾中生、许继慎，恶狠狠地反问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考虑什么？考虑我们揭开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吗？”
就这样，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7月30日晚，红军进至英山城外。部队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占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余笃山、周维炯、刘英等军、师级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很显然，张国焘的作战计划，不是明智之举：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军2个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出征部队只有6个团的兵力，留下1个团守英山，东进只有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免不了要减员，而且沿途还要分兵驻守，这样还能有多少兵力去攻打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的重地；第三，红军对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民情、敌情概不熟悉，而南下蕲、黄、广地区，有利条件则很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敌人兵力也空虚。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决定改变张国焘所定的向东作战方案。于是，红四军前委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7个团，生俘敌5000余人，连克浠水、广济、罗田等4座县城，开辟和恢复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大片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地方武装，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惊了九江、武汉之敌，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这一带比较富庶，除筹集大量的粮食、布匹、武器等军需物资解决部队装备和给养外，还收缴了20余斤黄金、800余斤白银、7万元大洋。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专人将20斤黄金送到上海，给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