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主张慎重、反对参战的态度广为人知，但他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高明的出兵方略，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主张慎重，不同意出兵朝鲜，是林彪深思熟虑的结果。朝战爆发后，林彪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据柴成文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林彪约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成文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听了柴成文对朝鲜战事新情况的汇报后，问道：“他们（朝鲜人民军）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柴成文回答说：“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但是，作为军人，林彪并没有一味避战。曾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出而不战”，确实是志愿军在不利情况下，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毛泽东虽然否决了林彪不赞成出兵的意见，却对“出而不战”这一条心领神会。从志愿军入朝后的兵力部署来看，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取守势，构筑防御线，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编撰：司马亮，原题：《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林彪的“出而不战”，或许是抗美援朝最佳方略》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应朝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