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作者：托托，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关于外蒙古，1999年版《辞海》是这样解释的：
地区名。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清代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车臣汗等喀尔喀四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两区，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统辖。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盘踞中俄边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同年6、7月，蒙古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解放库伦，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与沙俄及苏联政府紧密相关。事实上，俄国扩张主义者早就对蒙古怀有野心。他们曾扬言：一旦清王朝崩溃，便可以把蒙古从中国肢解出来。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使俄国扩张主义者们感到有了可乘之机，就唆使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行政区的封建主组织临时政府，并于1911年底宣告独立。1912年，沙俄军队攻占胪滨府。2月15日，沙俄支持外蒙古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当时的都府库伦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活佛自封为“大蒙古皇帝”，并建国号为“共戴”。一个月之后，即3月24日，便正式向外宣告：外蒙古独立。
对于外蒙自称的独立，孙中山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并明确宣布“蒙古族为中华民国五大民族之一”。他还派人多次劝告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独立，不要投靠沙俄政府。
迫于国内各界的压力，袁世凯也于1912年4月15日命令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向俄国政府声明：外蒙古之事非经中国承认，一概无效！
对于中国的声明和反对，沙俄视若无睹，于1912年11月3日胁迫哲布尊丹巴与其签订《俄蒙协约》，明确规定沙俄政府扶助外蒙古保持自治秩序，帮助外蒙古训练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境内，不准华人移民此地。还规定俄国人在外蒙古享有特权。显然，沙俄的企图就是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进一步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1912年11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紧急会见上任不久的外交总长梁如浩，将《俄蒙协约》通告中国政府，声称：如果中国予以拒绝，俄国将在外蒙古采取单独行动。
梁如浩不甘示弱，当下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清，万无与各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有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之后，即11月12日，梁如浩又亲赴俄国驻华使馆，要求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本国政府，速即取消《俄蒙协约》。
沙俄政府见中国外交人员拒绝承认《俄蒙协约》，就祈求日本联合向袁世凯施压。袁世凯怕得罪俄、日两国，就把梁如浩叫来，当面大加训斥。梁如浩义愤填膺，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其后，陆徵祥继任外交总长，但是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他也不想成为千古罪人，所以继续与沙俄政府进行交涉，直至1913年9月陆徵祥离职，中俄交涉仍拖延未决。
为解决中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袁世凯在陆徵祥离职后，又任命他的姻亲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对袁世凯言听计从，于1913年11月拟定了一份中俄声明文件，用损害中国主权作代价，以交换俄国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1915年7月7日，中、俄、蒙三方代表在外蒙古的恰克图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之三国协定》。该协定规定：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俄两国同意外蒙古自治。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要求。①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对苏联政府来说，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的北洋政府及满洲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张作霖处理好敏感的外蒙古问题。苏联人之所以特别关注此问题，其原因有二：首先被苏联红军击溃的沙俄白军将领谢苗诺夫与翁格恩等率领其人马逃到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倚仗张作霖的暗中支持，与苏维埃政权负隅顽抗，并企图在外蒙古及远东一带建立“反苏复国”基地。其次苏联政府始终认为，外蒙古与苏联、中国有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对苏联政府来说，要想确保苏维埃政权在远东地区的统治，与中方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外蒙古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