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左右，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主席105周年诞辰，要拍一部纪录片。越南电影制片厂的摄制人员到北京等地拍摄胡主席曾多次访问中国的有关场景。在北京，他们访问并拍摄了四个人：第一位原拟为帮助越南抗法战争的中国顾问团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团长、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但他去世了，就访问他健在的老伴；第二位是陈赓大将，解放战争将结束时正是他率领部队打通了中越边境，消灭了许多法国殖民军，对越南人民军帮助很大。他和胡志明主席有着深厚情谊，但他也去世了，就拍摄他的遗孀；第三位是曾访问越南的刘少奇夫妇，刘主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光美时还健在，摄制组请她谈了当年访问越南的情景及与胡主席晤谈的往事；第四位就是我，因为我与胡主席有过多次交晤，回国后写过《胡志明主席印象记》等文章。
胡主席不让喊“万岁”
当年我采访越法奠边府决战后，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往。1954年12月15日早饭后，我与胡主席一起到河内南郊的白梅机场，看望正在那儿操练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探视完毕，已是正午，胡主席向一长列的方队挥挥手，大声说：“太阳照到头顶上了，大家累了，肚子也饿了，休息吧！”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万岁”声。胡主席立即对身旁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和阅兵指挥员说：“请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喊。”随即又向一长溜的方队高声喊道：“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
吃完饭胡主席又带着我们回到机场，在一座大机库里与一些战士代表和干部们聊天。聊天结束后全体纷纷起立，似乎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很想放声高呼些什么。胡志明连忙习惯地伸开双手，使劲地往下按，叫大家坐着不要动，“别再喊‘万岁万岁’的”，他说，“没有人能活到万岁！来，大伙唱个歌吧”。
1955年1月24日，是当年春节的第一天。除夕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看书，在我国云南边城河口长大的越南籍译员阮大进来对我说，他刚接到越南主席府的电话，说是春节一大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胡主席问我能不能一起去，他还说主席府的同志特别说到：在河内的众多外国记者中，胡主席只想请我一个人同行，问我愿不愿意。我立即回答：“我非常高兴去！这是胡主席给我的又一次受教育的大好机会！”第二天凌晨四点，河内市民还在恬睡中，胡主席和我们同乘的几部小吉普车已穿过了红河大铁桥，在四野昏暗的公路上向北进发。当天要去的第一站，是河内以北约70多公里的托况水闸。这是红河三角洲以北太原省山区的著名水闸之一，曾遭法军飞机轰炸破坏。
到达托况水闸时，天色才透亮。断裂的闸身依然令人心酸地伫立着，但在它前面已筑好一道土坝，蓄起了一湖水。这是几千名工人、农民、游击队员和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停战后短短数月中抢修而成的。
胡志明主席突然来到工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原来空旷的闸边挤满了人。胡主席的贴身警卫员们都站得远远的，对人群根本不拦不挡。似乎在他们看来，胡主席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胡主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就与同来的越南交通公政部部长、党外人士陈登科等人一道，走上刚刚筑好的土坝，巡视那座高大而残破的水闸。听说下游已及时得到了春灌用水，等到正规的混凝土大坝修好后，下游的灌溉面积将由原来的25000公顷扩大到33000公顷，胡主席非常高兴。他颇有所感地望着清波荡漾的湖水，口中喃喃自语：“谁最伟大？人民最伟大！没有人民的努力和牺牲，再有本事的人也会一事无成！”
说罢，他就和陈登科等人又来到了兴奋的人群面前。他转身指着水坝问大家：“现在这水坝是属于谁的？对了，属于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谁最伟大？对，人民最伟大！只要全国同胞都团结得像一个人，就没有任何难关能挡住我们前进！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建设得花簇似锦，是不是？”
“是——”人们齐声回答，附近丘陵中荡起连连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