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瓦解和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新四军的前身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南方各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长江两岸的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到1939年底1940年初，新四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大江南北进行战略布局的任务。新四军成立之初，国民党看新四军比较弱小，将主要力量用以对付在北方的八路军，对新四军主要是政治上的腐蚀拉拢和军事上的限制、压迫，软硬兼施，企图瓦解和搞垮这支部队。另一方面，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国民党将新四军活动区域划定在长江以南，芜湖、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之线以西，东西仅100余公里、南北约50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限令新四军不准越界。1940年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也加紧在华中对新四军的武装磨擦。3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将所有在长江以北执行抗日任务的部队一律开到江南之南京、芜湖一带与日军作战，企图将新四军完全孤立于江南狭小地域，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同时命令韩德勤、李品仙向江北新四军第4、第5支队进攻，企图造成对新四军东西夹攻的形势。中共坚决拒绝了蒋介石要江北部队南调的命令，相反要求将江南部队北调。为打破韩、李的联合进攻，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淮南路（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铁路）为界，在路西对桂系主力避让，而坚决控制路东。3月中旬，新四军分别在皖东定远和半塔集进行自卫作战，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与华北八路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的新四军。而此时的新四军已发展到5万余人，活跃在长江两岸的豫、皖、苏广大区域，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等中心城市外围。而这一区域内日伪力量、国民党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纵横交错，日伪和国民党力量占优势。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向来把江浙皖作为自己的腹地，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抗战胜利后，谁占有这块土地，谁就拥有了打天下的本钱。因此，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必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5月，国民党军制定了3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第3战区顾祝同部进攻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第4支队。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第2游击区冷欣部以重兵尾追北进，并派兵楔入茅山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取得西塔山战斗的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接着，国民党又企图逼令华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军、八路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再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借日军之手将其消灭。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提示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界线外；在其他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八路军、新四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却要通过这个“提示案”，在作战地区、编制数量等方面进一步限制中共武装的发展，将其由当时的50万人左右削减为10万人。解析皖南事变，不能不提这个“提示案”。“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事变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皖南事变。对此，中共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25日，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经中共中央商定，由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一是扩大第2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是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是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线，分头击敌。周针锋相对地要求扩大中共武装的作战地区，承认其合法地位。同时，为了坚持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策应与支援新四军，增强华中的抗日力量，命令八路军第2纵队越陇海路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皖东北。8月，中央决定将上述两个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4、第5纵队。这时，随着国民党在华中反共活动的加剧，坚决、迅速地向苏北敌后发展，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已成为新四军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这既是对国民党“提示案”的反应，也是保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需要。客观地讲，是国民党有言、有令、有行动在先，中共有回答、有反应、有自我保护在后，不能混淆。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但为团结韩德勤，新四军主动退出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悔改，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万余人向黄桥发起进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新四军进攻，新四军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新四军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曹甸战役只是黄桥之战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也不会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中共的“得陇望蜀”？韩德勤部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淹亡和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都是在黄桥之战中发生的，是破坏抗日的行动，死有余辜。而有的学者不辩是非，故意模糊史实，说是：“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李守维淹死在八尺沟”。还与其他抗日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相类比。这两个人怎么能与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其他国民党高级军官相提并论呢！当然，曹甸战役打得不好，客观上给皖南新四军北移造成了困难。国民党把曹甸战役作为报复新四军的一个借口，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灭新四军都是既定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