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给蒋介石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抗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但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国共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向磨擦为主。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重要时期。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同英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美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开放滇缅路等），这对国民党亲英美派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刺激，更增强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他在给各战区将领的手令中分析说：“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认为日美冲突不可避免，日本将不足为虑。他也把英美对中国的援助作为其在国内外进行政治、军事投机的资本。为了获取美英援助，蒋介石拒绝了胡适等人召回驻德、意大使的建议，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态度”，以此作为与英美讨价还价的砝码。同时他又指使钱永铭以张群的名义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重开谈判。在给英美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后，10月中旬蒋介石分别约见了英美驻华大使，要求英美放弃视中国为殖民地之成见，然后才谈合作的事。蒋威胁说，如果英美不能意识到中国陆军在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不肯放弃成见的话，中国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独立推进其“国策”。蒋的“国策”就是与日本妥协，停止抗战。若如此，日本可“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敌国，而竭其人力物力实行南进政策”。蒋当时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为中国抗战寻求较好的外部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蒋同时将矛头对准与其共同抗日的中共，是完全不顾抗日大局，中共对此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蒋说，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在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但如果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蒋警告说：如果国民政府垮台，“不惟日本独霸东亚为可虑，而共党起而为患，则于远东将来之影响亦甚足忧也”。此后，蒋介石就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认为制造磨擦趁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既不会遭到英美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的默认。遂停止了6月以来的国共谈判，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目标是压迫和削弱八路军和江北新四军，消灭江南新四军，至少要将其全部赶进日军重兵集结、“扫荡”最频繁的华北地区，借日军之手消灭之。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有点是非不分。10月19日，国民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并将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中共武装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第21集团军5万人向皖东进攻，企图配合日军实行夹击，消灭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险恶用心，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但表明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仍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过江。
（四）曹甸战役只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导火线。有的学者将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看作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而没有看到韩德勤对苏中新四军主动进攻在先，曹甸战役在后，这是因果倒置。“提示案”提出后，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东北军第120师霍守义部已进抵苏北，桂军第138师也过淮南铁路。面对国民党军各路步步进逼，特别是霍部如与韩德勤会合，则对苏北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危局，打韩德勤部是苏北新四军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明确要求部队只打曹甸，不打韩德勤盘踞的兴化，意在团结韩德勤继续抗日。苏北新四军这种做法有理、有利、有节，是应该被今人所理解的。当时蒋介石调动军队，企图将新四军全部压到长江以南，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先“剿”灭新四军。而中共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结果新四军江北部队是越“剿”越多，不但没有被压迫南下，其苏南主力反而北上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不但没有被割断，反而联系得更紧了。对新四军江北部队，蒋介石重兵压境，但一下子又难以得逞，只好选择势孤力单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首先“剿”灭的对象。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的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担任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命令已在皖南的第52、第108、第144师及新编第7师第2旅“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军监视守备，抽出主力准备对新四军作战”，又从苏南、浙东、赣东抽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第40、第79、第146师开进皖南，密令李品仙：“唯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第48军“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企图在长江两岸南北配合、东西夹击，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他们为开脱罪责，事先制造反动舆论，散布谣言：“新四军北移是假，准备要实行三山计划是真”；“假如现在竟有一个军队不服从统帅的命令”，“那就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为麻痹新四军，他们还经常发电报给新四军“嘉勉鼓励”，假惺惺答应催请经费粮秣，还故意让新四军先行的勤杂人员和部分物资安然东移北渡。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进“剿”部署：以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东侧的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40、第144师和新编第7师第2旅为左翼军，展开于新四军驻地南侧和西侧的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之间，阻止新四军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第63师、独立第33旅等部署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皖南与苏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皖南部队东进和苏南部队西援。又指定第146师等二线部队，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此部署极其周密，部队距指定部署位置都不远，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临时的计划，而是长期精心运筹谋划的结果。企图很明显，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其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江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江南部队一举歼灭在沿江两岸。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制造皖南事变，只是其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变，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才未得逞。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从来没有对中共发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过：“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而已，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以一个口实。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