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获悉日军大举增援后，军政部根据蒋的指示于14日正式命令将八十七、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蒋介石在2月17日复电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要其“督率所部努力奋斗，为党国争光也”。
文章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 作者：赵晖 原题为《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悍然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在这场延续数月之久的局部抗战行动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对淞沪抗战究竟持何看法，是研究这段抗战历史时需要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根据十九路军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回忆，认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艰苦抗战不仅“按兵不动、坐视不援”，还“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等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13页)。但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和解密，上述回忆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仅依据目前已经开放的各种资料，对于蒋介石与“一二八”抗战的复杂关系作一梳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方家的多多指正。
“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对日策略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对于张学良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持默认的态度，但在对日交涉、坚守锦州等问题上，其对日态度明显较张学良强硬。而对于其统治区域的腹心之地上海之安危，他也十分重视。1931年10月初，日军在侵略东北之际，又派出陆战队开赴上海，试图威压胁迫国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后即发电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一卷，第290页。)可见其武力保卫上海之决心。
1931年12月中旬，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第二次通电下野。但在不久后，他在杭州与汪精卫会晤，并达成合作协议。1932年1月下旬，已基本达成合作协议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联袂入京;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赴沪;27日，中政会议决定由陈铭枢暂代行政院长;28日，蒋介石主持临时中政会，决议推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接任外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08、311、312页。)
在蒋汪合作安排国民政府人事之际，日方在上海挑起事端。最初蒋汪都主张息事宁人，派张静江等赴上海传达中央意见，要求上海方面在对日交涉中应“避免冲突”、“保全上海”(台湾“国史馆”藏《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2页)。上海市政府因此在1月27日下令市公安局查封“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28日下午2时又答复日方，称中方已接受日本全部要求，愿意尽快取缔各抗日团体，赔偿日方人员物资损失，限期缉拿“凶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4页)。
虽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对于中方的上述表态表示“满意”(《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312页)，但日本军方却不肯罢休。日本海军第三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28日深夜11时25分通知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要中国军队立即由闸北撤退，该地改由日军防卫。(《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666页。)5分钟后，日军从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向中国军队发动袭击，随后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武装进犯，驻防的十九路军此前早已有所准备，该军在1月23日已召开军部紧急会议应对上海局势，会议议决以决死之心进行抵抗，死守上海，“拼完为算”。随后即下达紧急备战密令。1月28日夜，十九路军所部奋起抵抗日军的武力侵犯，揭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第469~4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