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先父伯翔公（讳凤藻），当时在海军服务，中华民国的海军是大清海军的残余，船少、力量单薄。他当时担任“楚有舰”的舰长，居然以单舰拦截两艘德国军舰，要求火力和吨位更大的外国兵船，在中国领海内，必须交出武装和船舰。他在另一场合，又以单舰，拦截俄国十余艘的运输船舰，遣送俄国人民前往自己选择的地点，整个船队却必须留在中国。这些行动，都是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信心时，才能做到。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8日B17版，口述：许倬云，整理：陈珮馨 陈航，原题：《许倬云说历史：从革命到北伐》
袁世凯接过了政权，中国就陷入十几年的军阀时期。袁世凯在世时，军阀系统定于一尊。他称帝的野心，使得他的部下都众叛亲离，洪宪闹剧，匆匆收场，中国又陷入一片混乱。在北方，有他的直系和从直系中分出来的皖系，不断争夺政权，他们派出来的地方军事首长，各事其主，可是也分合无常。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局促于珠江三角洲一隅之地，必须时时仰桂军、滇军和粤军的鼻息，号令不能出“帅府”之门。
救亡危机下的启蒙时代
四分五裂的中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如果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可能就被正式瓜分成一片一片，就如同奥斯曼和莫卧儿两个帝国一样，瓦解为依附于列强的许多地方小国。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进出的都是挂着外国旗帜的货轮，也有外国的军舰，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领域中航行。外国的洋行和银行，不仅经营进出口的买卖，也开发中国的矿产，经营中国的铁路。外商设立的工厂，在中国土地上，用中国的原料、用华人的劳力，赚取中国市场的利润，运回自己的国家。无论哪一个政府，中央或者地方，都必须仰赖这些外资经济，或者向他们贷款，或者购买他们的军火。中国可以说没有自己的经济。中国的民族企业，还没有发展的机会，中国甚至长期没有全国的统一货币，外币和银元都在市面上流通。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之间，中国是一片混乱，乏善足陈。的确，这时候呈现的危机，是时时可能发生的亡国，“救亡”两个字，成为当时压在全体中国人心头上的压力。尤其日本人，在那段时期，时时刻刻在各地都有挑衅的行为，制造事端，以取得中国的让步。日常生活中，生活在租界，或者在通商口岸，必须面对外人或者外国势力卵翼下的华人，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欺负。救亡不仅是个口号，而是天天要面对的事实。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在救亡的危机感下，这一段时期，竟可以说是中国的启蒙时代。许多革命前应该想到的问题，在这一段混乱时期，提上了日程，让大家不断地思考，中国怎么走到这个地步？中国该走到何处去？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从外国留学回来，更多的是在中国接受了现代教育。从总人数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在人口比例上，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受过中学教育的，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间。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卷入了“启蒙”过程。救亡和启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进行，也因此，启蒙的意义受救亡的影响，具有严重的急迫感，不免重视很快的效果，而不太顾虑未来长程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几乎都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尤其北方的北平和天津，南方的上海和南京。此外，广州和香港距离很近，也是华南的中心，武汉则是华中的中心，这两个副中心，论起发挥的功能，只能说是平、津、宁、沪的外围而已。
中心城市的报章杂志，成为讨论国事的论坛。《东方杂志》、《大公报》等，都刊登不同人物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个人对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想法。几个重要的出版社，例如，商务印书馆和更早期的一些书局，一批批地发行导论性的书籍，介绍各种新知和新的学说。上海也有了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事业，以这一个新的媒体，提出许多大家天天面临的问题，用娱乐的方式，提醒大家注意一些生活上的现象。这些新的文化事业，几乎都在租界之中，即使他们指斥当权者，由于任何中国政权无法进入租界，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治外法权，却使中国人获得了思想上极度的自由。在这自由环境中的文化与学术的讨论，其蓬勃的程度，昙花一现，是在后来中国的各种政权之下，不再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