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簧戏”的说法颇具想象力，而王明与康生的一唱一和则是不争的事实。《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这篇出自王明之手的导向性文章沿着“一边倒”的路子在进行“大概”、“可能”、“也许”的推断。舆论界包括陈独秀本人要求拿出“证据”时，他们只能哑口无言。他们丝毫不去作一下自我认识，忽视了完全遵照共产国际的抗战路线的他们，正是在行汉奸之实，而他们的主子不是日本，而是苏联。
王明曾提到的张慕陶曾在1933年主持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地下工作，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后联络托派分子杜畏之与北平、太原等地方上层势力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但从未加入托派。中共薄一波等曾争取其重返党内遭拒绝，并帮助阎锡山进行反蒋反共活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因此，王明、康生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批判运动，使得国民政府以“托洛汉奸”罪逮捕并处决了张慕陶，张慕陶成了蒋阎矛盾的牺牲品。
王明等在中国的“肃托运动”在不断升级，3月5日，《解放》第32期又发表了《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作斗争的决议》，文章指出“须使党的组织清洗出那些为阶级敌人所暗派到共产党内来捣乱的两面手腕的托洛茨基分子；如果那些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许多年来在工作中没有证明其真实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证明其真正忠实于党与工人阶级的事业，那就必须撤消其负责职位”。
武汉的论争并没有淹没日军炮火的喧嚣，自从南京陷落之后，日军溯江而上直取武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在湖南长沙的原北大学生何之瑜考虑到陈独秀的安危，便写信要求他离汉去湘，以便更好地照顾他。起初，陈独秀答应了何之瑜的邀请，准备赴湘去长沙岳麓山下潜心文字学著述。但后来，陈独秀分析出，如果武汉不守，长沙必危，湘潭亦非安全地带。又兼有伤兵股匪到处滋事，“恐亦不易安居”。于是他便写信回复，表示“决计入川”，并向其解释自己不愿迁往湖南的原因道：“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1938年2月11日，陈独秀写信给何之瑜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劝我往）……”在陈独秀的生活日程里，离汉入川只需要打点行装这最后一道程序了。但是，似乎只有陈独秀自己知道，此番的离汉，还包含着另组新政派的理想破灭而对这个城市深潜的失望。然而，就在他将要这离这座战乱中心城市时，一盆脏水迎面泼来，他不得不以一个政治家的“本能”丢掉远行的包袱去作下意识的遮挡。
这似乎正应验了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你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冶总会寻着你的。”
就在中共内部的王明酝酿着一个一石双鸟的阴谋的同时，陈独秀的目光正聚焦在抗战的国际形势上。在政治的漩涡里，无意谋人、浪漫视物、心不设防似乎成了书生革命者普遍的悲剧构成。在抗战的日子里，他们往往把心思全部用在缝补被人划破的民族自尊心上了，对于身旁身后那些居心叵测的眼睛，竟没有睥睨回眸的时间，这便是书生革命家的单纯？
就在《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作斗争的决议》发表的同一天，《政论》半月刊第1卷第5期发表了陈独秀的《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一文。文章言之谆谆地告诫人们要放弃对国际的幻想，“我们只有依靠自己”，别人的肩膀靠不住。并以“敏锐的观察家”的气质分析道：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伤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这便是书生气浓的革命者的悲哀与不幸，当他沉醉在研究抗日的途径中时，却被无端地扣上了“日特汉奸”的帽子。当“白的成为黑的”后时候，作为一个怀抱深沉的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除了愤怒还能有什么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日本间谍”出现在此时的武汉，谁也难以预料会出现什么后果，对于除王明等以外的一个曾与“日本间谍”进行合作谈判的中共中央部分领袖们，或许比武汉的陈独秀更真切地感受到这股寒气。
带着苏联生活习惯的康生把延安当作了莫斯科，他在发表那篇“铲除托派汉奸”一文之后，并未停下手中的繁忙。在王明、康生二人的影响下，陕甘宁边区抗战后援会等群众团体于2月20日在延安安举行了反托派大会。会上，康生作了反托派报告，“深刻揭露”了陈独秀等托派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
然而，这种事情的出现，对于国民党方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延安与南京之间，陈独秀早已成了一个配重的政治砝码。
对于这一突发的变故，陈独秀显得异常愤怒，唾面自干不是他的个性，他冷静地思索着，以便给此次事件一个有力而得体的回复。他回忆起前番周恩来在武汉曾对罗汉说的话，延安方面承认自己和罗汉等“是主张抗日”并“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如今，他们刚刚撕去了强贴在自己身上“匪徒”的标签，却又换上了“日特汉奸”的批斗牌。如此的反复无常无中生有让人岂能坐视？他把中共的几篇文章放在案头，开始反驳这场不断升级的诬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