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任何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认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意做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一九三八〕三月十七日”?
一番审慎的思索与分析之后，他终于对此番的诬蔑活动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受迫到无理可争，愤怒到无话可说，反复强调对各种脱离声明都是“画蛇添足”，正表明了对政派纷争的厌倦与深恶。如今，处在这种国难与党争的艰险中，自示清白似乎成了一种必要。他反复地表白自己是一个独行者，是“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的人，而今又不得不努力为自已说话。他常常以“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一句话来安慰自己，然而，当这一句话也不能自慰时，他也只有无奈而气愤地做这些“画蛇添足”式的辩白了，况且，今日这种丧失人格的诬蔑，又怎能与那番“爱国爱公理”的理论有丝毫的联系？！诬蔑，让陈独秀膨胀的还仅仅是愤怒，然而对于曾与其接触并进行所谓的“合作谈判”的中共领导人所感受到的还有除愤怒以外的心理危机：曾企图与汉奸的合作者们该当何罪？
而此时，在寒冷的莫斯科，从3日到13日，一场“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正在进行着，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二十一人被推上了法庭，其中十八人被宣判死刑主即处死。在延安，也笼罩着莫斯科的严寒。
3月20日，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的公开信发表在了《新华日报》上，三人在信中叙述了1937年9月、10月间分别在南京和武汉与罗汉及陈独秀的会晤情形。表述了陈独秀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与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博、董三人己无暇为陈独秀辩白了，公开信的字里行间只在表示那番接触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错，一切与三人无关。
对于王明，也如康生一样有着苏联政治生活的习惯，只不过，康生把延安当作莫斯科，而他把武汉当作莫斯科；康生把《解放》闺刊当作《真理报》，而他把《新华日报》当作《真理报》罢了。在这种政治的狂热中，妄图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则无疑是自掩耳目。
在三人发表公开信的同一张报纸上，《新华日报》社针对陈独秀的公开信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指责陈独秀索真凭实据的要求是“无赖的口吻”，是“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在莫斯科几次审判托派奸徒案件中在全世界面前公布了的托派奸徒为德日法西斯蒂特务机关服务的真凭实据，写在日寇华北特务机关工作大纲上利用托派分子为侵华工具的真凭实据，王公度及其他托派奸徒叛卖祖国为日寇效劳的真凭实据。”指出其信“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你不反对别人，那你也便是别人”的论证方式，在陈独秀看来，要么是逻辑的粗俗、要么是包藏着祸心，而对于那些精明的“理论家”们很大程度上就昭示着后者。
但《新华日报》毕竟不是《真理报》，武汉也不是赤都莫斯科。王明、康生这一番钦差作风很快便受到了抵制。“汉奸事件”愈闹愈大，这种明显的诬蔑对中共来说也无疑是自坏形象。于是延安方面便指派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负责平息这场政治风波。徐特立便约了何之瑜一同从长沙来到武汉，调解这场纠纷。
谈话在十分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徐特立代表中共向陈独秀转达了对这次事件的歉意，并劝其理性地看待此事，莫再发表公开言论，并表示中共方面自己已出面周旋解决。对此，希望远离是非的陈独秀表示了同意。在此期间，周恩来也为这次政治风波的平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穿梭于各方政治之间，广泛接触各类人士，并多次指派或委托别人去陈独秀家登门拜望，以示安慰，并表示为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希望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王明、康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衷，他们对“日特汉奸”的张扬并没有半点收敛。一举解决毛泽东与陈独秀二人的轻巧诱惑实在是难以让其半途而废。因为那次会议结束了他在中共的遥控指挥权，及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也因为能执行国际抗战的“右”倾新路线，还有能在中国积极配合响应莫斯科及国际大规模的“镇反肃托”运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舍“莫须有”其谁？或捕风捉影，或含沙射影，康、王二人便盯死了毛泽东、叶剑英等与陈独秀“合作谈判”这一把柄。
不论康、王主观上的真正目的为何，这种无端的政治伤害让陈独秀总难充耳不闻。徐特立的保证，如今于他似乎是一种愚弄，无论在朋友相谈中还是书信交往中，他都难以掩饰自己胸中的愤懑之气。
4月8日，他终于按捺不住外界风雨激起的心头怒火，给湖南长沙的贺松生（何之瑜、何资深）写了一封信，信文中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已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已虽然没有继续提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适谣诬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