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0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北碚区定居。在巴县的时候，他的入党心愿得到吴满堂等同住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31日AA18版，作者：高龙，原题：《“超级卧底”郭汝瑰：两次入党跨越半世纪》
郭汝瑰
入党时间：
1929年；1981年（1980年4月被中央军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1981年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入党地点：
四川綦江（今重庆綦江）；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
入党介绍人：
袁镜铭；吴满堂和游绍柏
滚滚嘉陵江在重庆市朝天门广场旁边奔腾向前。广场下面是重庆历史名人馆，在展厅内，200位重庆主、客籍历史名人雕塑，沿着展厅走向，依次而立。郭汝瑰的半身雕塑，坐落在一个角落里，在室内略显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显得异常肃静。雕塑上身着国民党军服，领章上的两颗星，说明了郭汝瑰曾经的国民党中将身份。而雕塑下方的说明文字写着郭汝瑰“早年曾参加中共。解放战争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秘密向中共提供大量情报”。这两者构成的隐喻，揭示了郭汝瑰不平凡的一生：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中间隔了半个多世纪。隐藏在传奇后面的，是历史的艰涩、时代的剧变和灵魂的煎熬。这一切构成了这位蒋介石身边的“红色作战厅厅长”漫漫入党路。
在黄埔军校萌生入党想法
“一个人的身世，总逃脱不了时代和潮流的支配。”郭汝瑰晚年这样回味往昔。在青少年时代，郭汝瑰正是在经历各种思想潮流碰撞后，才逐渐了解并服膺共产主义。
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郭汝瑰从父亲郭锡柱身上汲取了针砭时弊、倡导廉洁的优点。1919年，郭汝瑰随父亲前往成都，先后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在成都读书五六年，他经常步行返乡，目睹社会落后，百姓痛苦，内心“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
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学习期间，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晚年的郭汝瑰回忆道，他在这一时期初识社会主义：“学校已经流行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看法，师生都已知道‘赛因斯’（即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师生也互相谈论孙中山、苏维埃、大同思想、共产主义一类问题。”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小有个老师叫胡子霖，有次谈话中向郭汝瑰提及，他相信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郭汝瑰听后“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好感。”
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郭汝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好感”的层面上。在成都联合中学上学期间，郭汝瑰身边有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在碰撞。他在中学时代确定的，是“走在时代的先头”的信念，并影响一生。
1925年底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18岁的郭汝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要他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他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学工。堂兄郭汝栋（时任川军师长）建议他到广东进黄埔军校。
郭汝瑰先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学同学陈廷栋对郭汝瑰选择进黄埔军校产生了影响。陈廷栋告诉他：“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袁镜铭（郭汝栋派往广东学习的军青年军官）也劝说他：“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于是郭汝瑰在“使政治上轨道”的理想支配下，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他被编入第五学生队，政治科，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是郭汝瑰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郭汝瑰进黄埔军校时，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革命气氛很浓。他们每星期一读《总理遗嘱》。郭汝瑰在学习《总理遗嘱》的过程中，思路一步步导向了对共产主义的探求。
《总理遗嘱》提到，国民革命要达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郭汝瑰当时认为这是救国的最正确道路，进一步认为当时“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苏联，应“以俄为师”。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现“中国自由平等”这一目的的最正确手段。在这些思想支配下，郭汝瑰渴望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