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挑起暴乱。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指责文件是胡说八道。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我驻蒙使馆的密报后，立即指示：将报告用3号铅字打印18份，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9月14日，我驻蒙使馆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路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该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