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国家泪，凄绝病床时”
不料，北洋成军之后，堂皇颇有规模。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便可高枕无忧。翁同龠禾执掌度支(财政)，凡遇北洋水师更新用款，无不驳诘刁难，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吨位虽重、炮径虽大，却无快舰、快炮，行动迟缓，开战后处处受制于人。
甲午战前，翁同龠禾为搏个人虚名，并陷鸿章于进退维谷，乃高调主战，“俗不拉几”(合肥话，没有实力却爱表现)。鸿章曾怒目相视，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临战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龠禾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其错居然亦在鸿章。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翁曾亲口所言，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蜷庐随笔》)。因私废公，误国不浅，恭王临终告诫皇上(光绪)，翁同龠禾主战而又不备战，既失外交之良机，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恭王薨后，皇上乾纲独断，将翁逐回原籍。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皇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鸿章及翁同龠禾二人，何人误国至深，皇上、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能一窥鸿章当家之苦、之难。其在呈交天皇之《对华迩言》中说：“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却亦为鸿章辩护，论及甲午战前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龠禾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知。“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甲午战后，陆奥对其同胞得胜后的骄态，颇多批评：“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此一逆耳忠言，于我朝野也实能振聋发聩。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认为大清之败，乃败于全民腐败，而非一人之过。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均以为杀一李鸿章，万事皆了。那些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自以为气吞东海，舌撼三山，后人梁启超斥其为“虚骄嚣张之徒”，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不思解决之道，“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责，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则只能曰狂吠而已。
诚哉斯言!
今日名词之滥用,未有如“汉奸”二字者也。不顾势禁形格、不察来龙去脉、不问细节情由，动辄冠人以“汉奸”之大帽者，令办事人逡巡不敢向前，其貌似爱国，实乃误国、亡国，倒颇类似“汉奸”之所为……
